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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尼采的早期著作开始，指出尼采所说的“国家的衰落”的过程具有一种悲剧性逻辑。这一悲剧概念可以被视为尼采的国家构想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文章尝试从尼采的悲剧观念引出意识形态上的、理论上的后果。文章将借助诸如“假象”、“因果性”及“实践”之类的关键概念来讨论尼采的政治思想，并尝试联系阿多诺和阿尔都塞的政治理论，揭示尼采哲学对于一种批判性的政治思想的孕育能力。
fte)自身招致了那种国家和文化的没落——正是通过神话式的基础力量想要巩固住国家的统一性的尝试，摧毁的工作才在更为基础的层面上得以完成。当尼采这样解释时，他将这两种国家形式的没落思考为一种宿命般无法避免的自行完成的自我扬弃过程，并且为他的历史建构活动配备了一个精确意义上的悲剧结构。政治领域的这种悲剧性结构，进一步被规定为著名的异化理论的思想形象，这种异化理论在尼采(和齐美尔)那里、在他们的悲剧理解中含有一种特别的美学色彩。根据这种理解，一切人类创造的产物都有发展出一套自身动力学(Eigendynamik)的倾向，这种动力学把人类产物从它们源初的目标中剥离和异化出来，以至于它在一种内在的发展逻辑的逐渐独立化过程中衰败了，这种内在的发展逻辑走过了一个周期，转向了与最初规定的目标正好相反的方向。② 统一性之丧失的历史性视角，与将每一个统一性观念批判为虚构这一系统化视角相应，亦即相应于尼采有关将不平等的事物平等化的批判性理论。在此，我将更多地去关注政治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崭新处境，这种政治理论是在告别了神话的和认识论的统一性模式之后出现的。因此，接下来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我将从尼采的早期著作开始进行陈述，那些被他断以关键词“国家的衰落”(Verfall des Staates)的过程依循着一种可以被描述为是悲剧性的逻辑。就像你们容易看到的那样，这一悲剧概念可以被视为尼采的国家构想的基础。③第二部分旨在进行系统性的阐述，旨在从尼采的悲剧观念中引出意识形态上的、理论上的后果。然后需要去进行规定的是，对于尼采那里的政治领域，鉴于其悲剧性构想，需要选择何种认识模式，而这对于尼采关于政治本身所做的论述的状况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将借助诸如“假象”(Schein)、“关系”(Relation)、“因果性”(Kausalitt)及“实践”(Praxis)之类的关键概念来进行这些规定，并且尝试联系晚近的阿多诺和阿尔都塞的政治理论，借此揭示尼采哲学对于一种批判性的政治思想的孕育能力。 一、国家的悲剧 请允许我先为你们回顾一下青年尼采关于希腊国家和文化的思考。在写作《悲剧的诞生》一书时，尼采将希腊文化的没落阐释为由于神话的丧失而导致的悲剧性事件。因为正如文化及其最高的表现形式——悲剧，希腊国家也同样建立在一个神话的基础之上。力图解除束缚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以及赋予形式与尺度的阿波罗精神，这两股神话的基础力量作为对手被引入，如果两者之间的角逐幸运地保持了某种平衡，国家和文化则作为两股力量之间难得的综合得以建立。然而，这种平衡仅在历史的短暂的黄金时期才能达到，当两种原则的动态而又相互敌对的特征导致它们之间的斗争不断激化时，它们中的一方或另一方就会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单方面的支配地位，并由此启动一种灾难性的自我毁灭的动力学。④以上情形大致发生于“审美的苏格拉底主义”的“谋杀原则”(《悲剧的诞生》，第12节)对悲剧的侵入。于是，希腊悲剧“由于一个无法解决的悲剧性冲突”“以悲剧的方式”死于“自杀”(《悲剧的诞生》，第11节)。悲剧中阿波罗精神自己的部分力量在苏格拉底式的理性理想中变得过度，结果是这种力量以灾难性的方式成功地达到了独立化，最终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原始基础不再被驯服，而是被拒绝，被排斥。因为如今阿波罗精神坚持自己是唯一的现实，由此使希腊文化的自我毁灭终成定局。这便是整个的背景，借此同样可以去理解希腊国家的没落的过程。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尼采还将衰败的初期处境描述为悲剧性的：“只有在神话的光芒照到的地方，希腊人的生活才大放光明；要不然就是一片幽暗。而希腊哲学家恰恰放弃了这种神话。”(《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261节；亦见KSA8：99)所以，希腊人自己在哲学中丧失了他们生命所必需的神话基础。这一放弃过程与悲剧的濒死斗争情况类似。⑤ 根据尼采对希腊文化的描绘，“一切都画在神话的背景上”(KSA8：99)。相应地，他也看到国家从神话的原始基础中产生，国家是“残酷的工具”，自身打造了“为了社会的自然”，从而达到“通过社会让自己在假象中得到救赎”(《希腊城邦》，KSA1：769ff.；KSA7：342ff.)。就像在悲剧中那样，这一“救赎”在最好的情况下将自身实现为这样一种均衡，即内在地以“国家的铁钳”的形态出现的阿波罗精神的驯服力量与被压制、被蒙蔽的大众即奴隶阶层之间的均衡；而从外部方面看，则处于相对而言是势均力敌的诸多单个-国家(Einzel-Staaten)的平衡之中(KSA1：773；KSA7：345)。因此“政治冲动”以其驯服功能同样显示出了阿波罗原则的一种可能的表现方式，当这种政治冲动自身独立出来，它同样相应地导致了以国家为表现形式的悲剧性自我扬弃。当这种精神被触发，并获得单方面的支配地位，没落就不可避免地再次发生。要么，政治冲动自身在极端的阿波罗主义中绝对化，要么被压制的阶层借助“错误的”(苏格拉底的)理想教育识破他所受到的蒙蔽并努力追求自我解放，这时，属于“奴隶制文化的本质”的东西(《希腊城邦》)将可能导致其自我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