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5)-05-0056-15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整肃一度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深入揭批“四人帮”，中国共产党展开了对无政府主义的全面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的政治重建与变革方向①。在此期间，中外无政府主义的历史迅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课题，不仅有效地实现了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拨乱反正，而且在历史研究的水平与层次等方面取得了较好进展。由于无政府主义自身喻义的丰富性、多歧性和开放性，与大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事件纠结缠绕在一起，蕴涵着纷繁复杂的思想立场和政治想象，此时的无政府主义史研究涵括历史研究领域的多个分支学科，成为史学研究领域内富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这一特殊维度彰显了拨乱反正时期历史研究逐步走向学术化的基本格局和文化气象。而透过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视野来审视这一学术史个案，将更为清晰地认识与理解中共党史研究在当时整个历史学科谱系中所处的学术方位和价值，中共党史研究与邻近历史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中共党史研究所面临的丰富而复杂的学术文化环境。 尽管无政府主义思潮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程具有非常明显的多重影响，但长期以来中国革命意识形态对无政府主义采取一种泛化性的批判态度，加之无政府主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天然极端性和政治敏感性，都导致对无政府主义的客观研究和全面评判受到现实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状况的制约。在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理论界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介绍和研究极不充分，无政府主义的基本概念、初始意涵和历史谱系在包括研究者在内的很多中国人那里都显得异常模糊与隐晦，正如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伊始就指出的那样：“什么是无政府主义？这种思潮是怎么产生的？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它是哪个阶级的东西？这是我们有些同志并没有弄清楚的一个问题，也是许多同志希望弄清楚的一个问题。”②而拨乱反正的不断深化推动了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重建进程，使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被迅速激活③。研究者开始积极清理中外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源流和思想谱系，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及其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重新成为一个有待解释与论证的开放性问题。 这一努力显然是从研究者对“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开始的。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中，与政界和思想理论界对“四人帮”无政府主义的全面批判不同，发表在一些研究刊物上的文章侧重于揭批“四人帮”在教育界推行的无政府主义恶行，这显然与“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政治活动集中在教育领域，以及从教者对在此期间曾遭受到的冲击和迫害之切身体验有密切关系。这些研究者撰文指出，“四人帮”取消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将学校的纪律制度一律斥之为“管、卡、压”，将破坏纪律的不良行为称为“反潮流”，将遵守纪律的学生诬指为“小绵羊”“奴隶主义”，极大地破坏了各级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造成一部分学生中无政府主义泛滥，打、砸、抢盛行”④。“四人帮”以批判“师道尊严”之名，将广大教师视为“必须打倒”的敌人，使教育体制失去了重要的依靠力量；借口维护党的领导，反对“教师治校”，否认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地位和作用，甚至主张要根本取消教师；混淆“师道尊严”同对学生严格要求的界限，将建立新的教学制度和秩序同所谓“管、卡、压”对立起来，导致教育领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⑤。可见，研究者着重揭露了“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对教育领域的两大主体——学生和教师的消极影响，突出了无政府主义对教育领域产生的严重危害性。 同时，有法学工作者着重揭露了“四人帮”在教育领域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罪行，指出：他们在学校实行“全面专政”，颠倒敌我，无限上纲，使许多干部和教师蒙受不白之冤；目无宪法、法律和法令，乱捕乱押，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教师；将教师和学生下放到条件异常艰苦甚至有传染病流行的地区，严重损害了其身心健康；停办、撤销一大批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驱逐专业教师，占据校舍，毁灭图书资料，高等政法教育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在教育战线、高等学校和青少年中仍然不能低估”⑥。有研究者进一步认为，这种煽动和利用无政府主义思潮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其本质是封建专制主义，“对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千万不可估计低了，估计浅了，估计少了，估计小了”⑦。这些论述不仅披露了“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破坏教育领域的残酷性及其影响的长远性，而且为重建社会主义法制的急迫性提供了一种历史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受制于巨大的历史惯性和思维定势，至少在1979年以前，这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述明显带有政治批判色彩以及强烈的宣传性和情绪化特征，较难界定为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研究者开始努力揭露某些被极左意识形态所掩盖或歪曲的历史片断，当然成为历史研究走向学术化的基本前提。随着拨乱反正进程的逐步展开，这些著述的学术性也在渐次增强，一些研究内容开始呈现较好的学术性。如不少研究者将对“四人帮”无政府主义的揭批扩展至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认为极左势力在大肆鼓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旗号下，推行“专制主义”和“封建法西斯主义”，并以此掀起席卷全国的无政府主义浪潮，形成了“专制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奇特结合”，其“实质是要打倒无产阶级的权威”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延绵十年之久，与严重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有密切关系，当个人崇拜发展到异常严重的时候，“也就同时出现了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个人崇拜和无政府主义成了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的一对孪生子”⑨。可见，这些论述在承认无政府主义思潮都具有反权威的根本特征之际，也注意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的特殊性和时代性，即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狂潮的另一面却正好是对“个人崇拜”的狂热和对“绝对权威”的服膺，运动被发动者对政治权威的盲目反对和盲目顺从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利益与道德障碍。这种对“文化大革命”特有的历史图景与文化悖论的发现和论证，体现了一部分研究者对历史规律性和复杂性以及历史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初步体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