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文学观念的因素是多样的，其中既有文学本身的传承与开新以及文体之间的影响，更有与各种历史文化要素诸如政治、经济、宗教、风俗、军事等的密切关联。然而具体到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影响文学观念的因素又是各有侧重的。就中国近古而言，除了经济、宗教、风俗等一般因素之外，朝代更替所导致的民族关系激化、理学观念的流行和地域观念的日渐强化，乃是该历史阶段必须重点关注的影响文学观念的三大要素。 一、政治与文学观念：朝代更替与民族关系 所谓的政治与文学观念的关系，其实质乃是文化史与文学观念史的关联性问题，这包括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要素。当然，各文化要素与文学观念之间关系的远近是有差异的。一般说来，政治因素与文学观念的关系最为直接，因为政治的动荡与变化表现方式比较明显，与文人的命运关系最为密切，因而对其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的影响也最为显豁。在元、明、清这三个朝代，最为突出的政治元素乃是朝代更替。这不仅是因为朝代更替属于最为剧烈的政治变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三个朝代的更替都与民族的冲突、融合纠结在一起，也就有了其他朝代更替不一样的内涵。 朝代更替与文学观念的关联主要体现在对于文人心态的影响方面。在这样剧烈动荡的时局中，文人必须面对新与旧、仕与隐、生与死的巨大考验，加上民族的冲突，还要在君臣大义与夷夏之防方面做出艰难的抉择。于是，文人在平时不宜展现的人生面相此时却无可回避地予以展示，并通过文学创作表达出来，而复杂多元的文学观念也随之而生。 研究该时期的文学观念，必须关注与承平时期不太相同的一些问题，这就是由朝代变迁与文人复杂心态所导致的文学观念的多元性、复杂性、变异性和延续性。从个体研究的角度看，必须要考虑到朝代更替所造成的巨大人生变化，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文学观念的转变。以宋濂为例，以前学界主要是将其视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其文学观念也主要代表了明朝廷的主流观点。其实他在元末与明初的创作状况及文学观念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研究宋濂的文学观念就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辨析：元末与明初、私人化写作与台阁体写作、诗歌与文章的不同体式。因为在元末他更多的是在进行个体的独立创作，不仅进行散文写作，而且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因而尽管其文学观念也重视文学的载道功能，但也表现出针砭现实、抒写自我性情的倾向。入明之后，他几乎很少写诗，更多的是在朝廷中撰写各种公用文体，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朝廷的旨意。如果不进行这样的区分，将难以弄清宋濂文学观念的真实内涵。 对于朝代更替之际的文人群体而言，则需要关注不同民族关系所导致的时代差异。比如元、明之际与明、清之际，一个是汉族政权取代蒙古朝廷的朝代更替，另一个是满族政权取代汉族朝廷的鼎革之变，则文人们处于不同性质的易代之际的感受与人生选择是有较大差异的。在元末明初，占据文坛主流观念的是复归大雅的台阁体追求，并且最终演变为流行百年的台阁体文风。明、清之际则是以遗民创作为主流的文坛格局，强烈的史诗意识与批判精神成为那一时代的主流文学观念。在处理易代之际的政治与文学观念的关联时，应注意以下两个不同的层面： 一是文学观念与朝代更替的同步关系。也就是说，文学思潮会随着朝代的更替发生相应的转变。比如在宋、元易代之际，诗学的取向发生了变化： 异时缙绅先生无所事诗，见有攒眉拥鼻而吟者，辄靳之曰：“是唐声也，是不足为吾学也。吾学大出之可以咏歌唐虞，小出之不失为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啁为哉!其为唐诗者，汩然无所与于世则已耳，吾不屑往与之议也。”诠改举废，诗事渐出，而昔之所靳者，骤而精焉则不能，因亦浸为之。① 自京国倾覆，笔墨道绝，举子无所用其巧，往往于极海之涯、穷山之巅，用其素所对偶声韵者，变为诗歌，聊以写悲辛，叙危苦耳，非其志也。② 科举废，士无一人不为诗。于是废科举十二年矣，而诗愈昌。前之亡，后之昌也，士无不为诗矣，所以为诗亦有同者乎？③在此，宋、元的易代引起文坛的两种改变，那就是科举的兴废导致了文人们对于诗歌创作的再度关注，而且带来了诗歌品格、传统选择的转变。尽管从南宋的“四灵”开始已倡导唐风，但讥讽唐诗传统、倡导教化议论的声音在文坛上也不绝于耳。可见，从宋诗重议论教化转向对于唐诗风格的追求，则是通过宋、元易代而完成的。也许这种改变是被动的甚至是迫不得已的，但诗歌的价值与功用的确发生了变化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与宋濂等所处的元、明之际的情况恰好相反，明朝的建立使得文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官场为新朝服务，在进入新朝的文人中，大多数人的文学创作均在实用功能方面得到了强化，而诗意的抒情却日益淡化。 二是朝代更替与文学观念之间的非同步关系乃至相反的关系。易代之际是政治变动最大的历史时期，而对于政治敏感性极强的文人来说，更容易引起他们情绪与心态的波动，但窥诸实际却又并非那么简单。比如，明代取代元朝之后，从政治上说是汉人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文人理应欢欣鼓舞并积极参与到新政权的建设中去，但明初的文人中却有许多人厌倦政治而向往隐逸。原因何在？原来这些文人在元代被政治边缘化之后，逐渐养成了一种旁观者心态与懒散习性，尽管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他们很难骤然改变自我的习性，而是依然顺从自己的老习惯去面对人生。此种情况反映在文学观念上，便是隐逸文人对于诗意生活的向往与自我情感的表达，从而与台阁体的存在构成一种相反相成的多元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