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文化的道德哲学基础 于秀斌、孙铁骑(白城师范学院)《/ 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5.1.36～40 创业文化做为属人的文化必须建立在生命道德基础之上，以生命为中心指导创业实践。而在生命的实践过程中，生命道德基础必然外显为实践道德，最终决定了做为其结果的功业道德。从而创业文化具有由生命道德、实践道德、功业道德三个不同层级构成的道德基础，而西方文化没有自己的生命道德基础，从而无法实现三个道德基础的贯通，只有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哲学，才能实现创业文化三个道德基础的贯通。 在哲学反思中，生命道德、实践道德、功业道德本来一体贯通，都是道德本体在人的生命发展流行过程中的不同呈现形式，不可能相互割裂。而在西方文化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之下，只能看到主体之外的对象世界，而对于作为主体的生命自身却无能认知和审视，从而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是西方哲学与文化永远无法达到的目的。生命处在西方哲学的视域盲区之中，虽然西方哲学与文化也努力认识生命，但其对生命的认知仍然是对象性的物化认知，甚至认为“人是机器”。西方文化也因此没有生命道德的文化，作为其文化特殊存在样式的创业文化亦必然是没有生命道德的文化，其创业文化中的实践道德与功业道德都没有生命道德基础的支撑，其创业文化必然充满了物化与异化的精神，违背人性的发展规律，偏离生命发展的正常轨道，造成各种各样的人生与社会问题。这是制约西方创业文化发展的根本文化动因，此动因内在于西方文化的本性之中，故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或清除。 新媒体语境下的中国“迷”文化研究 ——基于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视角 张潇扬(山东大学)《/ 山东社会科学》，2015.6.90～94 在费斯克看来，受众通过与官方文化相抵制的解读从而生产出自己意义的快感，并认为这种快感类似于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表现出了“规训式的社会秩序所倡导的生活与下层阶级被压抑的快感这二者之间的差异”。但是，费斯克所谓的这种抵制性解读表现在微观层面，并体现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而新媒介环境改变了这种状态，大众已经依托网络等平台由日常生活走向了公共话语场。在这个话语场内，粉丝不再仅仅关心与自己日常生活相关的事情，而是更愿意通过网络文本寻找自己与大众的共鸣，将自己无法在现实中表达出的内心世界借由网络平台诉诸大众，并通过线上线下的互动获得大众积极的响应。 博曾刊发这样一条微博:“微博女王”姚晨让人民日报人有了强烈的“危机感”，姚晨粉丝1955 万的事例意味着她每一次发言的受众，比《人民日报》发行量多出近7 倍。可见，粉丝们通过微博了解偶像最新动态并即时给予回复、表达自我情感和发表意见，通过转发偶像的微博内容并评论，能够掌握新传播环境下的话语权，甚至能够因为某一话题引起一场集体狂欢。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文化形态的转变背后蕴含的是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正在经历的转型和嬗变的社会历史环境。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3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 年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7.9%，手机网民规模达5.57 亿人。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改变了大众的社群感，并赋予了大众更强的参与感和文化生产力，降低了对官媒的依赖。因此，在公民意识觉醒、“人人皆粉丝”的时代，一方面，我们应该了解大众文化迷的内部结构，因为它向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途径。“这些粉丝社群不只是通过创造和传播新思想( 对所喜欢的文本进行批判性的阅读) 来实施政治影响，而且还通过利用新的社会结构( 集体智慧) 以及新的文化生产模式( 参与文化) 来实施政治影响”。而另一方面，信息碎片化的时代需要文化认同感，社会进步的力量需要大众的知觉来推动，因此，这也促使大众文化研究者以及媒体从业人员继续观察迷文化的新动态并作出积极回应，在新的社会语境下扮演好“社会的守望者、决策的领袖与合作者、导师和艺人”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