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洪美恩 西悉尼大学教授，文化研究领域的世界著名学者 采访人：王毅 西澳大学副教授，博士师从洪美恩教授 时间：2014年7月10日 地点：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王毅：您的《观看“达拉斯”》(Watching Dallas：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一书出版快30年了。 洪美恩：我知道，很长时间了! 王毅：在您看来，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现在发展趋势如何？ 洪美恩：澳大利亚，也包括国际上吗？ 王毅：是的。 洪美恩：哦，好吧。这是一个很广泛的问题!我认为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因为它相当难界定，正如你所知，这是一个广泛的领域——跨学科，因此有的人研究传媒，有的专注青年文化，还有多元文化等，文化研究的研究者可以侧重于很多不同的问题。文化研究的扩张性从一开始就存在，它一直处于这样的状态并且现今仍是如此。是什么把人们聚在一起进入文化研究呢？我认为思考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不仅仅思考一个特定的领域，而是要进入更广博的语境，无论是经济语境、意识形态语境还是社会语境。比如说，无论研究媒体或研究观众，某种意义上可以发现过去30年中，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观众研究的领域。 王毅：对，比如粉丝文化…… 洪美恩：粉丝文化或诸如此类的研究。文化研究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跟许多其他的领域一样，它于是自成一家，成了一个专门领域。青年文化和多元文化亦是如此。如果研究者在某一个领域钻研越深，越容易使他们独立于其他领域，这实在令人惋惜。因为我认为文化研究作为整体在对待所有不同问题时，理想的状况是，不同文化领域之间应有更多的交织与对话。例如，对媒体感兴趣的人中很多只参加与媒体有关的会议，而不关心其他的领域。所以我认为，一方面文化研究的碎片化正在澳大利亚发生，国际上亦如此。就像现在你参加的这次会议，现在世界各地有许多文化研究会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域，相互间却无交流。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应该做得更好些。我仍觉得虽然文化在扩展，社会在扩大，但还是一个整体，所有这些事情也处于一体化……我常想失去了宏观的视野，我们所以感到羞愧，对吗？但另一方面你也看到，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途径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话语分析、定性研究及定性的民族志访谈，等等。这些我30多年前研究的时候尚不流行，甚至不被看好。当时的主流方法是大量的定量分析。 王毅：需要数据来证明一切。 洪美恩：数据，是的。所以我觉得话语分析已被更多人接受，不仅仅是在文化研究，还有其他的研究如人类学、社会学，等等。某些方面文化研究方法已成为主流，这很有意思。但有时候却不能针对性地指出文化研究的影响，你肯定注意到人们很流利地使用话语一词，它现在是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个正常部分。所以我认为文化构建的整个思想现在得到相当普遍的接受。在某种程度上文化研究作为关键学科在澳大利亚影响了许多其他学科。但文化研究本身还很难定义，因为它如此分散。 王毅：如果我们回头看看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历史，那些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来自英国的第一代学者，有些人现在开始退休了。你认为在第一代和第二代，或年轻的研究人员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吗？ 洪美恩：哦，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是的。我认为差异之一……在第一代中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一个文化研究学者，尽管他们的第一学位并非来自文化研究，通常来自另一学科如文学、传媒、历史、人类学等。这些人首先用首个学位作为起点，然后转向文化研究。现在情况变了。很多情况下文化研究成为大学课程的一部分，年轻人从一开始便进入文化研究，例如在默多克大学，多年前其传媒研究实际上有很强的文化研究的影响。我的首个学位是心理学。我不喜欢心理学、行为心理学等，所以最终兴趣转向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有更多的学科交叉性；不仅仅是文化研究，而且还有文学研究、符号学等。我认为年青一代很少意识到过去的文化研究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只知道澳大利亚老一代的文化研究者，如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或约翰·哈特利(John Hardly)，几乎都认为了解其他学科相当重要；否则，你只知道文化研究。因此有人认为文化研究最好作为研究生学位而不是本科学位，这样在某些方面文化研究会做得更好。最好的方法是首先要了解人类学、文学和语言学，当然还有传媒，即对多个学科的了解。这是我理解的一个变化，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如何。我认为因为文化研究现在已经变得更为主流，很多人将它作为一种合情合理的选择。然而对第一代研究者来说，当时做文化研究是一种兴奋，因为它新颖而与众不同，感觉这是一种新的科研方法和学术成果。而现在我想做文化研究则普通得多。 王毅：斯图亚特·霍尔去世以后，不少人担心文化研究的未来趋势。在中国有不少文章发表。我阅读了您在《连续统一：文化和媒体研究》2012年第6期的文章，您认为文化研究变得太复杂了。为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