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已有二十余年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文化研究基本上处于翻译、介绍并初步应用阶段，其间亦存在着诸多的弊端，如生硬套用、简单比照等。进入21世纪，文化研究学者则开始对其进行反思，其中反思最得力者当数陶东风。他在“批判理论的语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一文中，对以援引西方文化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分析中国大众文化所形成的“负面性”质疑表达了遗憾。他指出：“从方法论角度说，一个不争的前提是：西方的研究范式与中国的本土经验必须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我们应当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创立或引用合适的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制造或夸大中国的所谓‘问题’”(144-145)。后来，他又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他在文化研究方面的转型过程，他的思考主要还是聚焦在如何考虑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问题，即反省西方批判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86-92)。到了2010年之后，对文化研究的反思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以盛宁的文章“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最为典型。在此文里，盛宁不仅指出了中国“文化研究”一开始就陷入了一种认识的误区，“硬是把一个原本是实践问题的文化研究，当成了理论问题没完没了地加以讨论，而把必须做的正经事却撂在了一边”(盛宁10)，而且鲜明地倡导“把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转向具体的个案分析”(盛宁13)，同时在运用时，“还得看我们的研究和批判能否对现行文化价值观的重构产生积极的影响”(盛宁8)。与此同时，还有朱国华的文章“阿多诺德大众文化观与中国语境”(《文艺研究》2012年第11期)、赵凯的“大众文化的定位与批评尺度——兼与陶东风商榷”(《文艺研究》2013年第6期)以及陶东风的“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有机融合”等，他们都就文化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意见，代表着这两三年来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的集中反思。 在本土化问题上中国的文化研究究竟存在什么弊端？我们如何构建中国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在理解多数学者反思的基础上，本文还想就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文化研究引入中国后，对文化思想界是起到很大助推作用的，其最大的功劳就是为研究者开辟了研究的对象和研究视角，为分析大众文化现象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理论界流行的是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虽然也采用文化研究的某些理论，但也只是在文艺批评领域内，并非全面铺开，如当时用来分析大众文化现象包括对“张艺谋神话”的批判，多是用“民族寓言”类的后殖民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等，运用文化研究理论将大众文化作为专门的对象进行分析还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讨论并展开，文化研究的对象逐步扩大并日益明朗，研究视角也随之拓展，如性别视角、身份视角、政治文化视角等，其中以陶东风的广告分析、戴锦华的电影分析等最有影响。 随着文化研究的逐渐变热，也随着文化研究理论的逐渐展开，文化研究的弊端也逐渐显露。深究起来，中国的文化研究至少存在着三大缺陷： (一)文化研究的对象太大太泛，缺乏具体的细小的个案分析，使得文化研究流于表面。有的研究看似使用了文化研究视角，但得出的结论却平平常常。例如将“9·11”作为一个大文本现象来做文化分析，继而谈到美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就显得空洞，没有专业知识的支持，还会显得外行。又如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运用来分析中国“十七年文学”现象，看起来是使用了文化分析法，但实际得出的结论还是大家都能想得到的，并没有特别令人感到新鲜与独到之处。 (二)视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为一个笼子，将中国的文化现象统统都往笼子里装，似乎装进去了就能解决问题，而缺乏对中国问题的有针对性的分析与诠释。这种“照搬法”的理论分析，常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而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却无多少助益。关于这一点，陶东风以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理论在中国的被滥用为例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并称之为“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的被绑架之旅”(“理解我们自己的‘娱乐至死’”37)，他的意见是很有针砭性和启发性的。从学术创造的角度看，对“照搬法”说轻一点，是一种理论的懒惰，说重一点，则是拉虎皮做大旗的吓人之术。 (三)文化研究虽然也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但往往是不顾中国国情，就简单地将中国问题与西方问题相联系，将两者混为一谈。让笔者感到十分困惑的是：我们的学者用西方理论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出的批判理论，比如美国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提出的理论，以及尼尔·波兹曼根据美国社会分析得出的理论，来分析并批判社会主义中的文化现象，它们之间难道就没有区别吗？这种分析不会出现错位吗？这种不顾中国国情的分析的实效性不是很值得怀疑的吗？ 其实，文化研究在中国就应该根据中国国情的分析而产生变异，这才叫西方文化理论的中国化。文化研究要接地气，也要顾及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从现实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框架出发，否则依然是毛泽东所批判过的“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这是我们在构建本土化的文化研究时必须清楚的立场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当下问题为基点，以西方文化理论为参照，这是我们做文化研究的最佳选择。 那么，什么是“中国问题”呢？有哲学工作者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问题’，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特殊的历史境遇和发展环境下所衍生出来的、关涉中国未来社会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邹广文9)，将这一概念移植到文化研究中，笔者以为也是适用的。因为这一概念既照顾了历史与当下，也考虑到了未来，关键还在于有“特殊的历史境遇和发展环境”所作的限定。而“中国问题”既特殊，也一般，既有历时性也有共时性，在具体分析“中国问题”时就要充分考虑到它的变异性和丰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