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8-7214(2015)02-0011-04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专门在北京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城镇化工作会议。会议公报明确提出，城镇化的建设与推进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现代化实现的一个不可违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经过多年的倡导、践行，城镇化已经卓有成效。按2013年底公安部公布的统计数据，以常住人口为基准，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6%，但按户籍人口计算，城镇化率则仅达35.3%。也即在城镇化过程中，滞后的户籍制度使得已经长期工作生活在城市的占全国人口总数17.3%的人是“半市民化”。这些“半市民”无法分享市民的红利。与此大相径庭的另一面则是，在地方政绩、GDP驱动下的“拉进城”“被落户”“被城镇化”“被上楼”等诸多乱象。 显然，此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及其公报是在城镇化建设层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经济发展、城乡巨变的理性总结，是对问题的正视，是对未来良性、可持续发展的期许。但是，在充分肯定城镇化对于国计民生不可替代的工具理性的同时，这里更需要前瞻性质疑的是：城镇化是否一定就意味着发展，尤其是是否一定就意味着好的发展？人类文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原本是多样的。在强调城镇化重要性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还可以兼提多样、多元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天地、日月、神鬼为伍的乡野是否一定就意味着落后，是否一定要被发展掉？不愿意城镇化的人、将来希望从城镇回到乡村的人是否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是否还有选择的权利、机会与可能？ 今天大行其道的都市文明及其生活方式是以工业文明为基石、以科技为手段的，也是所谓的发展中国家身不由己地努力仿效西方的结果。彼得大帝时期的沙俄、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戊戌变法以来的中国、圣雄甘地之后的印度大抵都未逃离这一怪圈。不能否认的是，工业文明是剥离土地的文明，是将天、地、人、神分割的文明，是强调人定胜天、远离乡土、乡愁、乡音，继而支配也破坏自然、生态的文明，更是人在肯定自我、彰显个性同时也迷失、忧思弥漫，荒诞感倍增的文明。集团化的工业生产、骤然聚集的人口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城镇、都市。与此不同，传统的城与堡多因政治(如王公贵族所在地)、交通(如驿站、港口)、军事(如屯、堡)和商贸(市集、边关)等原因而生，并常有宽、深的护城河和高大厚实的城墙萦绕、护佑。这在东、西莫不如是，并无多少差别。 伴随工业革命而生的便捷交通，使得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社会物理意义上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可是，与此相左的是，各自为阵的心理距离却日显遥远。尤其是独裁专制的强权政治土崩瓦解时，涣散也是异质的人心、人性更显隔膜与冷漠。信息时代倍增的异地交流、沟通方式与信息获取手段不但未能有效地加强心与心的理解、交融，反而使得近在咫尺的人都形同陌路。父子反目、兄弟相煎、夫妻情断、师徒破门、同行倾轧、上下灌水、是非混杂、造谣生事等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态。绿色、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这些看似前卫的观念、运动都是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信息文明大行其道之后的亡羊补牢术、掩耳盗铃术。 虽然有形的道道城墙使农耕文明主导的传统城市和乡村的外在形态迥然有别，但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礼俗社会，其城乡的底色都是费孝通所言的“乡土性”的。①在或主动或被动地效仿西方的现代化历程以来，古旧城墙的灰飞烟灭在促使以西方为准绳的现代都市文明及其生活方式迅猛地开疆拓土的同时，也空前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观念层面上首先定格为发展与美好的城市、城市群、大小城镇成为了建设的重中之重。教育、医疗等与个体日常生活基本关联的社会资源被有意地不均衡配置。“重工轻农”的政治强权时代如此，“重城轻乡”的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同样如此。 城市和享有城市户口的人处于了社会金字塔的上位，也占据着道德形态学的制高点，及至在日常口语中，“进城”“上街”和“下乡”“返乡”都有了特定的意涵。②改革开放前，“城里人”与“乡下人”泾渭分明的区隔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不公和阶序，培育了数代乡下人对城市的憧憬，至少激发了“乡下人”对城市的窥视欲望和在可能情况下“入主”的心性。鲁迅笔下的阿Q和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分别是二十世纪首尾的冒然也兴致勃勃进城的“乡下人”心性的代表。这种窥视欲和入住心性直接促生了改革开放后城乡之间的巨大人流，导致城镇一窝蜂地斩断历史线性链条的盲目拆迁，整齐划一地摊煎饼式扩建钢筋水泥堆砌的“石屎森林”。③ 对于绝大多数原本生长于乡野的个体而言，无论城镇真实的工作、生活境况是多糟，挤进城市、拥有城市户口仍是人生的基本梦想。拥有京、沪、广这些代表当代中国荣耀的一线城市的户口更是千千万万人的理想。没有乡愁的背井离乡、抛妻(夫、父母)弃子的都市化是如此的急不可耐，蓬蓬勃勃，红红火火！长此以往，这种单一、趋同的价值认同势必会催生文化的贫瘠和精神的枯竭。因此，城乡并重，而不仅仅是在城市中融入或者有限度地保留乡土的元素，应该才是可持续发展应有的理性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