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细读式批评是为当代诗人所普遍呼吁的一种批评方式，今天，它已成为当代诗歌批评中的现实。它不仅出现在那些围绕具体文本所展开的精细解读中，也在分析和探讨更为宏观问题的批评中时时显形。作为一种更关注诗歌文本本身、注重从语言和形式的内面理解和阐释诗歌的批评方式，它无疑彰显着当代诗歌批评意识和能力的进展。不过，在诗歌细读的实践中，也已经暴露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细读式批评发端于英美新批评，后者以“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切断文本与作者、读者以及写作的社会历史语境的批评策略，在显示出批评对于文本的亲近(close)的同时也造就批评对于文本意义的封闭(close)，这种批评观念的盛行一时与英美(尤其是美国)20世纪上半叶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和学院批评的成长有关，对于有着深远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批评传统，而在现代又面对着文学与政治、历史、文化深刻扭结与紧张的现代中国批评场域，这种封闭式解读的批评方式在实践中其实很难获得持久的生长空间。换言之，在当代中国诗歌批评中，那些富有成效的批评实践往往并非严格遵循了新批评的教条，而多是经过了变通的。然而，如果说批评旨在发现，旨在通过对文本的读解使其隐含的与广阔现实世界连通的向度朝读者开放，那么这种细读式批评还有很多工作可做，还须对“细读”本身重新做出方法论的反思，使之更为自觉。这里无法就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现象与问题展开讨论，只就其中一点给予分析。在细读式批评中，其批评的生产性须经由文本阐释的中介，然而，只有当这种阐释不是“重言”式的，批评的生产性才可能实现。在中国当代诗歌批评中，这种“重言”式阐释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新时期以来追求审美自主性并接受现代主义诗学影响而逐渐将之教条化的层面，简言之就是阐释成为了“诗就是诗”的重言式表达，二是在对诗人(尤其是那些强力诗人)创作的批评中，被后者的个人化诗学所吸附，而使得批评成为后者的重言式回声。在实际批评中，这两个层面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而以后者更为突出，它不仅妨碍当代诗歌批评独立品格的确立，也影响到我们如何更综合、深入地认识当代诗歌的总体面貌。如果说文本细读是诗歌批评的伦理基础，则有创造力的诗歌批评必须有能力通过细读将文本的内面翻转到外部，从批评意识与写作意识之间的关系来说，这种批评必须在经历了必要的与后者的“视界融合”(而非完全不顾及后者及作品自身文脉的生硬切割)之后，又能与后者构成认识上的斜面。 兹举一例，我们通常有一种认识，认为杰出的诗人就是那些能将某种独特的诗学观念成功地凝结在其作品中的写作者，这正是重言式阐释的认识论基础，即诗人的诗学观念与其作品可以互为证明。在一个较宽泛的层面上，我们必须承认两者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关联度，但也并不尽然，如果将文本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语境，写作者自身也身处其中的语境，我们也可能会发现，诗人的观念论述与其写作实践之间有时会存在某种内在张力或矛盾，其作品意涵的丰富性、其写作的深刻价值恰恰源自于此，源自于这些内在张力或矛盾的外部性因素。一个富于魅惑的或者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本，其魅力也许在于它既隐含又暴露了这些内在张力和矛盾及其外部性。这里，我想通过对张枣名作《镜中》的细读来试着说明这一点。这首诗被公认为具有某种古典气息，张枣的自我表述也使读者愈加确认了这一点，然而，在它传递出古典诗意的同时，诗中隐现的80年代文化意识及其对“传统”的“未来主义”姿态，也是造就它艺术感染力和独创性的来源之一。 张枣的“传统”观 《镜中》写于1984年10月，是张枣的成名作。据他的好友诗人柏桦的回忆，张枣最初对这首诗的价值并无确信，不像他同一时期另一首诗《何人斯》那样令他满意而富于信心。①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首诗很快受到读者的喜爱，最终成了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而且也成为当代最有名的诗篇之一。和张枣后来的一些精心之作如《卡夫卡致菲丽丝》《和茨维塔耶娃的对话》等相比，《镜中》并不能代表他诗艺上的最高成就。然而，这首诗仍然包含了张枣通过他全部的写作所建立起的诗歌形象中的一些基本的特质。在这首诗中所体现出来的魅力，现在读来仍然未曾有所消减。这些特质，和其中魅力，究竟是什么？批评家们已经做出了多种阐释，②在这些阐释中，一个共识是认为这首诗中有着某种来自于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气味，或者进一步说，这首诗使当代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成功地建立起某种关联。这种看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不过，仅如此仍不足以解答这一问题，应该看到，与以往新诗史上同样建立起这种关联的诗作相比，它也显示出某些新的因素，而这些新的因素，才是它独创性的核心部分，也是它令人迷醉而难忘的根本原因。辨识出这些新的因素的具体内容，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 新诗最初是通过对古典诗歌的反叛而发生和成长起来的，新诗与古典诗歌之间的联系，对新诗而言并不总是意味着一种成就或价值，在新诗史上，受到古典诗歌的浸润和影响而化为新诗，有成功也有失败的例子。当把古典诗歌体式及发展历程视为新诗的范型，或者将古典诗歌积淀已久的某些表意程式过度地带入写作中，往往就造成所作新诗之现代性的不足，而能够成功转化这种影响，既需要对二者之间关系有自觉的思考，更需要在创作中提供创造性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