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这部长篇处女作，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八月第一版作者自记，乃草于一九八四年六月至一九八六年七月，历时两年，初刊于《当代》一九八六年五期。该书时间跨度漫长，人物关系复杂，情节铺排恢弘壮阔，人物众多，场面描写和场景转换令人应接不暇，文学语言成熟老到，尤其是面对八十年代上半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乡村社会多重矛盾敏锐而大胆的思索(家族世仇、“极左”年代根深蒂固的乡村政治权威借改革开放的新经济政策攘夺“乡镇企业”领导权并进而巩固其政治地位)，还有当时并不多见的从家族史和地方志角度出发对中国革命展开严肃反省(涉及全国解放前夕胶东地区“土改”、“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和正在进行中的“改革开放”)，所有这些竟出自一位刚及而立之年的青年作者之手，令人震惊，在当时文坛诚可谓横空出世，一鸣惊人。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济南、北京两地连续召开有全国各地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工作者参与的大型作品研讨会，据《当代》杂志编辑部发表的研讨会纪要，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古船》“具有史诗的气度和品格”，“是当代文学至今最好的长篇之一，是新时期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成功作品。它给文学十年带来了特殊的光彩，显示了长篇创作的实绩”。①据责任编辑、《当代》副主编何启治事后披露，这份会议纪要迫于有关方面压力而被大大压缩，小说发表后批评和否定的意见强烈，主要围绕作者政治立场、历史观和所谓抽象人道主义问题而发，虽然见诸文字并不多，但影响了单行本出版和该刊嗣后评论文章的正常发表。饶是如此，文坛上肯定《古船》的声音还是一浪高过一浪。据不完全统计，从《古船》在《当代》杂志发表到一九八九年六月两年半时间，全国各类报刊杂志谈论《古船》的文章达六十余篇之多，平均每年三十篇。②一直关注张炜创作的评论家雷达特地查阅了胶东地区“土改”档案，为《古船》有关描写提出正面辩护，并在思想艺术上高度肯定《古船》是一座“民族心史上的一块厚重碑石”。③著名诗人公刘在写给德国朋友的公开信中说，“《古船》使我体验了前所未有的激动。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所接触到的反映变革阵痛中的十亿人生活真实面貌的杰作”，“它不仅展示了中国的改革，更重要的是透视了改革的中国。从平面上看去，它像一幅构图宏伟的画卷，然而，它的每一个细部都有各自的纵深。为此，我建议，一切关心中国的外国人，一切生活在外国的中国人，都应该读一读它；对于打开中国被迫锁闭已久的心灵，即所谓东方的神秘主义，它实在是一柄可靠的钥匙”。④在当时坚持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清污”、“反自由化”两种思潮对峙的复杂政治气候中，大多数评论文章皆不吝褒词，一致肯定《古船》是“新时期”以来经典长篇之一。稍后还有评论家认为《古船》“不但是近数十年中国长篇小说中最优秀的几部之一，而且也是七十多年新文学史上的长篇佳作”。⑤《古船》的文学史地位如今已尘埃落定，无须再议，但回顾一下当时众多文坛领袖、编辑、记者和评论家坚持文学本位立场不惜为一部作品慷慨陈辞的总体精神风貌，还是难免令人有不胜今夕之叹。即使批评和否定性意见(比如《当代》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发表的陈涌的文章)也真诚坦荡，并不全是违心之论，应该得到后人足够的尊敬。 当时有评论家认为，《古船》在八十年代中期“新时期文学”抵达它的高峰之际被隆重推出，可视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迄今为止的改革题材文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它们的集大成者”。⑥这个评价至今也不显得过时。“伤痕”、“反思”、“改革”本来应该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但因为“新时期文学”主潮急速推进，更因为当时文学与政治的亲密联姻，这个永恒性主题很快被“超越”，变成只有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才拥有合法性的阶段性文学主题。《古船》的出现使“伤痕”、“反思”、“改革”的主题跨越被规定的特定文学史阶段，成为日后严肃文学绕不过去的恒定主题。它甚至也因此成为一个标高，衡量着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中国作家此后创作的内在品质。⑦ 小说描写了“洼狸镇”赵、隋、李、史四个家族，李、史两家分量相对薄弱，主线实际上还是隋、赵两家在“新时期”争夺洼狸镇粉丝大厂经营承包权的始末，在此基础上频频上溯两大家族祖孙三代历史恩怨，追踪洼狸镇盛衰演变之迹。按中国史学界的历史分期法，所谓现、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演变和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引起的巨大社会震荡占据了小说的前景。当时绝大多数评论文章都着眼于这个层面而尽可能深入解读天才的青年作家对中国现当代政治经济史的正面思考，比如冯立三那篇两万多字的著名长文就认为，《古船》所描写的乃是“极左政治与封建残余结盟对农民的残酷剥夺以及农民对这种剥夺的麻木、隐忍、仇视和反抗。《古船》的政治倾向是明确的，它所揭露和攻击的矛头始终对准极左政治、封建残余”。⑧这种解读代表了文学界当时肯定《古船》的声音，显然高度契合了八十年代中期“思想解放”的主潮，但也恰恰是《古船》同时遭到激烈批评而险遭封杀的主要原因。⑨ 然而一旦越过这一表层叙事，深入考察小说中大量历史传说、风俗习惯、日常生活、人物文化心理积淀的描写(有评论家甚至认为《古船》因此造成了结构过于“拥挤”而气韵不足的毛病⑩)，则处处蕴含着中国传统道家和道教所奉阴阳相生相克和相互转化之理，尤其生动地呈现了民间道教末流的生存之道及其与地方政权沆瀣一气的中国社会特殊文化现象。 这才是《古船》的“文眼”，也是《古船》值得一再重读的价值所在。 实际上早就有人从传统文化角度讨论《古船》了。冯立三先生所谓“攻击的矛头始终对准极左政治、封建残余”，如果再深入一步，就必然会转入文化层面的思考。前揭老诗人公刘先生的公开信指出在隋抱朴和隋见素两人身上，“不只是揭示了道家思想对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的渗透，同时也揭示了儒家思想在中国民族文化心理中的积淀。我甚至还感觉到，除了道家和儒家的无形力量外，还表现了经过中国改造过的——这也许可以算是有中国特色的吧——佛教教义的力量。什么叫儒道释合流？《古船》为您提供了形象生动的答案。”这当然还只是停留于一般印象，未能进一步分析小说所揭示的传统文化实质(“儒释道合流”)的具体形态究竟为何。陈思和的评论更有针对性，他从“古船”书名讲到“水”之于洼狸镇的重要性，“水深则船行也远，故水为船之生命的根本”，“老隋家的兴旺与水有密切的关系”，“水干则隋家败”，“水衰则火旺，故隋不召航海失败归来的一年，也是洼狸镇河道干枯的一年，又正是雷击了老庙，烧了树，烧了房，使整个镇陷入一片火海之中的一年”，洼狸镇“于是进入一个阳盛阴衰的年代。水主柔怀，火主暴烈，水火不调，其意甚然，这又岂止是老隋家一个家族的报应？”将“水”、“火”、“阴”、“阳”上升到《古船》的历史观和命运观的高度，已经暗示了《古船》的道家文化背景。(11)。一年之后，青年评论家胡河清从正面具体分析《古船》两个主要人物隋抱朴和赵炳的“养气之术与现代政治”，他认为“与郭运、抱朴吸取道家文化的‘正古’形成对比，洼狸镇的腐朽势力的代表四爷爷、长脖吴则专讲道家的‘邪古’”，“抱朴的养气致静的目的与四爷爷赵炳之辈有着原则的不同”，见解可谓卓特。但胡文仅限于郭运、抱朴、赵炳、长脖吴从各自政治理想出发对道家传统的不同汲取和运用，未能触及《古船》其他人物、其他具体描写乃至全书整体构思与道家的关系，更未跳出道家思想而进入道教文化传统来打量《古船》。(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