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误解的作家。 《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太有影响，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了高晓声的“代表作”。在许多人看来，这两篇小说分别代表着高晓声创作的两个方面。《李顺大造屋》代表着高晓声为农民代言、代表着揭示农民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所受苦难的一面，而《陈奂生上城》则代表着高晓声揭示农民精神局限的一面，代表着高晓声继承鲁迅传统、对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面。对高晓声小说读得不太多或读得不太深的人，会认为高晓声全部小说创作主要表现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其实，在高晓声全部小说创作中，更多的作品，主要内涵在这二者之外。当然可以以《钱包》《鱼钓》《飞磨》一类作品为例，来证明我的这种判断。但我却并不是要强调高晓声还有这类时代背景淡化、表现了人类的“普遍处境”的所谓“哲理小说”。我是想说，高晓声有许多取材于“文革”或以“新时期初期”为背景的小说，其主要内涵，也并不能以为农民“叹苦经”或揭示农民精神局限来概括。 1979年5月，高晓声在刚创刊的《钟山》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漏斗户”主》，这标志着作为小说家的高晓声的“复出”。复出后的高晓声，小说创作的旺盛期也只有五六年时间，到八十年代后期，就基本上停止了小说创作。而对高晓声的评说、研究的旺盛期，基本与高晓声小说创作的旺盛期同步。当高晓声在一篇接一篇地发表着小说时，他也是批评界的一个热点的人物。而当高晓声基本停止小说创作后，对他的评说也就由热到冷。这当然不是说，高晓声停止小说创作后，就没有人再研究他。实际上，对高晓声的研究从未停止，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研究高晓声的文章问世，只不过，发表文章的刊物，大多是冷僻的刊物，而撰写文章的作者，也大多是不知名的作者。 导致人们对高晓声误解的，不仅仅只有《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这两篇小说，更有高晓声写的关于这两篇小说的创作谈。1979年7月，《李顺大造屋》在《雨花》发表，1980年7月，高晓声在《雨花》发表了创作谈《〈李顺大造屋〉始末》；1980年2月，《陈奂生上城》在《人民文学》发表，1980年5月，高晓声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创作谈《且说陈奂生》。这两篇创作谈，长期以来为研究者指示着方向。一个作家就自己的作品发表创作谈，当然有引导人们理解作品之意。一般来说，作家总希望读者尽可能准确、深入地理解作品。但在当代中国，情形却又并不总是如此。也有作家希望读者不要把作品理解得太准确太深入的时候，我以为高晓声就并不希望人们把他的《“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一类作品理解得太准确太深入。而他的创作谈，一定意义上是在有意识地误导读者。 高晓声家乡常州市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翠苑》，2012年发表了冯士彦的《高晓声的肺腑之言》一文，其中写到了1996年3月11日在常州大地宾馆与高晓声的谈话。这一天，高晓声对冯士彦说：“写小说，有时只能模糊一点，评论也是如此，某些地方只能模糊一点。虽然是正面阐发，但点清点明了会戳眼睛，尽管现今民主空气还好，但下面基层的有些领导会不舒服，意见很大。丑恶的东西你给它包包扎扎，然后戳上一个洞，让臭气透出来，别人闻得到，知道里面是臭东西，效果是一样的。点明反而不如模糊些好。”这里的“包包扎扎”和“戳上一个洞”的说法十分耐人寻味。这是两种相互矛盾的动作。“包包扎扎”，意味着对丑恶的东西进行掩藏、遮盖，而“戳上一个洞”，则意味着对丑恶的东西进行揭示、令其暴露。对真相既掩藏、遮盖，又揭示、暴露，可以说是高晓声小说创作的一种基本姿态。紧接这番话，高晓声又说：“省里开作家作品研讨会，他们第一个要讨论我的作品，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就讨论陆文夫，讨论艾煊，讨论了他们二位便结束。“好几个人回忆高晓声的文章，都说到了高晓声坚决拒绝作家协会为自己开研讨会的事。高晓声为什么拒绝这样的研讨会呢？我想，主要原因，还在于高晓声唯恐研讨者把自己的作品谈得太透彻，唯恐那些“包包扎扎”被研讨者撕掉、掀开。既然高晓声认为评论也应该“模糊一点”，那么，如果有的评论不愿意“模糊”，那就是高晓声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在这一天与冯士彦的谈话中，高晓声说到了自己刚刚出版的《寻觅清白》这本散文自选集。他对冯士彦说：“《寻觅清白》书名就可能有刺激性，戳眼睛，所以我在序言里扯开去，有意搞一点模糊，突出自然环境问题。”①在我们看来，“寻觅清白”这样的话语，并没有多少“刺激性”，但高晓声仍然担心可能刺激一些人、激怒一些人，于是在序言里搞起了“包包扎扎”，刻意对读者进行误导。序言也是一种创作谈，以创作谈的方式“包包扎扎”和误导读者，是高晓声多次运用的手段。199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青天在上》，写了“右派”陈文清夫妇的苦难，更写了“大跃进”给农村带来的灾难。高晓声可能担心作品所写的事情刺激一些人、惹恼一些人，便在后记里“有意搞一点模糊”。小说的后记名曰《一段往事的联想》，写了发生于1945年的一件事。那时，高晓声读高中一年级。一天，高晓声到舅舅家借钱交学费，钱没借到，回校途中却遇上两个兵，被他们尽情地戏耍了一通。这篇后记像一个谜语，它所说的往事与小说内容到底有何关系，要靠读者猜测。高晓声说，写《青天在上》这部长篇时，想到了1945年的这件事，又说：“我也弄不清自己怎么会这样想。反正本来是想写篇后记，记记而已，原不必想得十分清楚的。”后记，本来应该紧扣小说内容来写，本来应该谈谈“反右”和“大跃进”，但高晓声又不愿意以非小说的语言谈论之，便顾左右而言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