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5)02-0001-06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5.02.001 鲁迅的《野草》，是用象征手法创作的一部最能体现作者的个性心态和思想情感的散文诗集。开创了中国现代“独语”式散文诗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作品以想象的奇特、意象的奇崛、思想情感和文化意蕴的复杂和丰富而显现出独特的隐晦幽深的艺术魅力，在启迪读者思想和心灵的同时，也留给读者广阔的想象和阐释的空间，所以《野草》问世以来，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界的重要研究课题，并不断地由此引发出学术研究的前沿或热点问题。 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野草》系列散文诗在《语丝》杂志陆续发表时，与鲁迅接触较多并深受鲁迅影响的一些文学青年如张川岛、孙伏园、章衣萍、许广平、高长虹等，就开始关注、谈论或试着评价这些别具一格的小散文诗了。如章衣萍的《古庙杂谈》(五)，是第一篇有关《野草》的读后感式的短文，其中的“鲁迅先生自己却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1]这句话，是此后以哲理的视角研究《野草》的源头。此外高长虹在《狂飙》周刊发表的系列文章中，多处谈到《野草》，认为《野草》写得“深刻”，记述鲁迅自己说“他像他所译述的Kúprin的一篇小说的主人翁，是一个在明暗之间的彷徨者”[2]。说他读《野草》散文诗“既惊异又幻想。惊异者，以鲁迅向来没有这样的文字也。幻想者，以入于心的历史，无从证实置之不谈”[2]。这些记述与感悟是客观而能给读者启发的。只因他之后与鲁迅反目而被讥讽为“谬托知己，舐皮论骨”。而许广平与鲁迅通信中讨论“过客”执意前行时说：“虽然老人告诉他是‘坟’，女孩告诉他是‘许多野百合，野蔷薇’，两者并不一样，而‘过客’到了那里，也许并不见所谓坟和花，所见的倒是另一种事物——但‘过客’也还是不妨一问，而且也似乎值得一问的。”[3]被1990年代后兴起的从婚恋情感视角研究《野草》的学者们看成是许广平向鲁迅投放爱的信号的证据。 《野草》单行本于1927年出版以后，方壁(沈雁冰)发表《鲁迅论》，文中他以《这样的战士》为例，认为鲁迅“专剥落别人的虚伪的外套，然而我们并不以为可恶，就因为他也严格地自己批评自己分析呵!”赞扬鲁迅的“不馁怯，不妥协”[4]的战斗精神。这是此后从韧性战斗精神和内心自我解剖角度研究《野草》的发端。最早从整体上对《野草》进行分析和评价的是钱杏邨和刘大杰。钱杏邨在《死去了的Q时代》一文中，站在“左”的激进的革命立场上，把《野草》与《呐喊》《彷徨》放在一起进行分析。提出“超越时代”是作家“唯一的生命”，认为鲁迅“不但不曾超越时代，而且没有抓住时代”，甚至“不曾追随时代”。认为鲁迅的思想在清末就停滞了，所以他的这些作品除极少几篇能代表五四时代的精神外，大部分是没有表现现代的。作者把《野草》看成是鲁迅小资产阶级思想与心灵的自白。从分析《希望》得出鲁迅“不存一点希望了，他的意思是说希望也是同样的空虚，还不如没有希望的好”。以《影的告别》得出表现的是鲁迅的“任性”“不愿认错”“疑忌”等小资产阶级“恶习”。认为鲁迅“用雪人象征整个人生的灰暗，他用墓碣文来说明人生的自戕，他又用颓败线的颤动来说明人之一生的痛苦，他觉得人生是没有丝毫的光明的。……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人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诅咒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为跟着他的青年们掘了无数的坟墓”[5]。总之，作者认为《野草》是“时代落伍者”的精神产物。钱杏邨是以政治革命的视角研究《野草》的始作俑者。刘大杰发表《呐喊与彷徨与野草》，把《野草》与《呐喊》《彷徨》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呐喊》《彷徨》是现实主义的，而《野草》却表现出神秘的象征情调。这种就作品的风格的把握是不错的，但是，他却把这种风格变化的原因归结为鲁迅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衰退。认为鲁迅“由《彷徨》到了《野草》，由壮年到了老年，由写实时代到了神秘时代了。在《野草》里很强烈地现出诗的感伤与病的色彩来”，认为“由《呐喊》而至于《彷徨》，由《彷徨》而至于《野草》中的坟墓，这是鲁迅作品的内心移动的过程。鲁迅的心是老了，是到了晚年了”[6]。虽然这种以年龄来评判作品成败的方法和标准是片面而缺乏科学性的，但是，此文是首次把《野草》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在《野草》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到上世纪30年代，随着“左联”的成立，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作家们对鲁迅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也明显由否定与批判转变为多是肯定与赞扬。如钱杏邨一改过去对鲁迅和《野草》的评判与否定的态度，他在1930年2月发表《鲁迅》一文，在分析《野草·题辞》中“地火在地下运行”一段话时，就肯定鲁迅说：“他的心是日夜为被封建势力残害的大众燃烧着，他很坚决的体验到封建势力必然而不可避免地要崩溃，同时，也‘朦胧’的认识了新时代的必然到来。”[7]此外，一些研究者开始注意到《野草》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如李素伯在《小品文研究》中称赞《野草》是“贫弱的中国文艺园地里的一朵奇花”。认为“鲁迅先生的描写深刻，具有讽刺情趣的杂感文和神秘的象征的诗的散文也还没有第二人能及”[8]。这时期值得注意的鲁迅研究著作是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版)一书。该书第四部分“鲁迅之杂感文”中有专门论《野草》的一节。并对《影的告别》《希望》《立论》《这样的战士》《复仇(其二)》《死后》《淡淡的血痕中》等篇作品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如认为《影的告别》是“一篇表现向往和舍弃的，但却带上了一层甚深的悲哀的色彩，还有一种幽怨的光景”。《立论》是“在为言论争自由的，它将幽默与讽刺，合二为一”。《这样的战士》是“描绘一个理想的奋斗人物，他有鲁迅所常谈的韧性。……技巧像内容一样，是毫无空隙的朴实渊茂的一首战歌”。《复仇(其二)》是“借耶稣的故事，说人们对改革者的迫害的……篇幅虽小，是一篇颇为伟大的作品。其庄严，沉痛，壮美，应当认为鲁迅有数的杰作之一”。此外，李长之认为《野草》是“散文的杂感”而不是散文诗。他认为《野草》“重在攻击愚妄者，重在礼赞战斗，讽刺的气息胜于抒情的气息，理智的色彩几等于情绪的色彩，它是不纯粹的，它不是审美的，所以这不是一部散文诗集”。虽然其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其既有对《野草》集的整体把握，又有对具体作品的具体分析，这是对《野草》研究的深入。此外，开始有人专门评价《野草》的艺术特点。如赵艳如的《讽刺性十足的〈野草〉》，分析了《野草》中的《秋夜》《狗的驳诘》《立论》和《这样的战士》，指出作者的“作风特殊，字句尽是这样流丽，滑稽，而意义颇深……只看到他的字面，始而发笑，你若真的看懂了时，明白了他的含义：‘人生的虚伪，社会的黑幕’都在他的字里行间暴露出来，你一定会由恐怖而苦笑了”[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