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5)03-0094-08 “社会主义新人”曾经是革命时代文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左翼文学兴起的过程中，曾有无数的批评家激情满怀地呼唤“社会主义新人”的诞生；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社会主义新人”的概念曾被频繁使用；1964年后，随着激进的“兴无灭资”意识形态的推行，“新人”逐渐被“无产阶级英雄”和“共产主义战士”等关键词所取代，“文革”文学中极“左”的人物形象规范逐渐形成；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新人”的概念再次被文学批评家广泛使用；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主义新人”的概念逐渐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中消失了，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少。 但也有少数文章试图从“新人”的角度介入对当代文学史的考察：刘卫东的《从“新人”到“英雄”——社会主义新人理论的演变》(《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揭示出“十七年”文学中“新人”逐渐升级为“英雄”的过程；黄平的《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调整及影响》(《海南师院学报》，2008年第1期)从“新人”的角度，揭示出“社会现实主义”文学规范在新时期调整过程中所遭遇的尴尬与最终失败的过程；史静的《作为超话语的存在：与“伤痕文学”相伴随的“社会主义新人”批评话语》(《海南师院学报》，2007年第1期)则从“新人”批评话语与伤痕文学的关系出发，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笔者在考察80年代文学报刊时发现，当时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讨论，是与复杂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形势密切相关的，是与思想界、文学界革新力量与保守力量的反复较量紧密纠缠的。细致梳理“社会主义新人”讨论的展开过程、论争双方的主要分歧、代表性文本的主要特征以及“新人”逐渐淡出文坛的过程，有助于深化对新时期文学形成与发展过程的理解。 一、“社会主义新人”讨论的展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政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由于各地思想解放的程度不一样，不少文学报刊，特别是军队系统的文艺报刊，还在继续宣扬“兴无灭资”和塑造“无产阶级英雄”，这显然不利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为了尽快把文艺创作纳入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轨道，邓小平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提倡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①邓小平对“新人”的界定，与国家从阶级斗争转向四化建设的大政方针相一致，明显淡化了“无产阶级英雄”“共产主义战士”等概念过于鲜明的阶级性，剔除了其“兴无灭资”的意识形态功能，意在为拨乱反正和四化建设提供精神资源和动力支持。 然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呼吁，并未引起文艺界广泛重视。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没有几个人积极回应“新人”的提法。周扬在报告中强调：“作家主要是描写各种人的生活和命运，刻画人物的复杂性格，表现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描绘人们在为现代化斗争中的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我们的文艺要写英雄人物，也要写其他各种各样的人物，包括中间状态的人物、落后人物和反面人物。”②康濯在发言中重点为“大连会议”(“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平反，并明确提出：“暴露、批评的作品，即使无先进人物也可以的，只要你写得分寸适应。”③秦似发言时也指出：“凡反映了社会和时代精神本质的东西，即使不写英雄，也伟大。”④第四次文代会后，各文艺报刊也没有积极宣传塑造“社会主义新人”。1980年，只有东北的几个刊物和吉林省文联对“社会主义新人”展开讨论，而多数文艺报刊对此并没有多大兴趣，有的甚至还持抵制态度。 文艺界之所以冷淡“社会主义新人”，是因为“文革”时期的“根本任务论”殷鉴未远，而前不久，李剑的《“歌德”与“缺德”》又旧调重弹，鼓吹文学的主要任务是“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为‘四化’英雄撰写新篇”。多数文学期刊担心的是提倡“社会主义新人”，不利于人物形象的多样化，不利于恢复现实主义传统。他们更关注邓小平祝词中“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不要横加干涉”等论述；更关注如何突破不能“写黑暗”“写真实”的禁区，如何增强文学的“批判性”。在1980年7月由《安徽文学》《清明》编辑部召开的“黄山笔会”上，作家们质疑年初剧本座谈会上的“社会效果”论，激烈反对以“社会效果”为名限制“写真实”、排斥“写伤痕”，他们呼吁把反封建作为文学的主要任务，呼吁继续展开对封建特权和官僚主义的批判。11月，《花城》《十月》《清明》等26家大型刊物在江苏镇江召开“全国大型文学期刊座谈会”，呼吁扩大编辑部的自主权，批评有的地区主管部门对刊物管得过死，对文艺创作干涉太多，会上甚至有人说“可以和中央唱对台戏”。12月，《雨花》《上海文学》《鸭绿江》《福建文学》等17家地方刊物联合召开“鼓浪屿会议”，主编们集中讨论的话题，还是如何对抗“左的”干扰，并提出在文学刊物受到政治干涉时，应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几次会议，在1981年反自由化和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中，都成为重点批判对象。 由于文艺报刊对“新人”普遍冷淡，邓小平于1981年1月29日再次强调报刊在发表作品和评论时，“要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人、四化的创业者”，“揭露和批判阴暗面，目的是为了纠正，要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使人们增强信心和力量，防止消极影响。关于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和十年动乱的揭露性作品，几年来已经发表不少……今后这些题材当然还可以写，但发表过多，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