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半月刊的《文艺报》，自1982年起改为月刊。自1981年评《苦恋》以来，在一些基本的文艺观点以及对文艺形势的估价上，《时代的报告》与《文艺报》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代表两种文艺观、并屡屡公开对阵的刊物。《苦恋》问题已成过去，在如何对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基本原则问题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论争。这次新的论争，是因《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2期的《本刊说明——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起的。全国很多文艺刊物和人文学术期刊，都先后参与了这场实际上是围绕着对《讲话》是否“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和是否退回到“十七年”的大论战。因此，这场大论战，与其说是《时代的报告》与《文艺报》两刊的论争，毋宁说是新“左派”与党中央领导下的主流文艺观之间的一场斗争。 “十六年”论一出笼即遭批评 《时代的报告》(月刊)1982年第2期发表《本刊说明——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化大革命”十年与“文化大革命”后新时期文学的六年连接起来，统称“十六年”，把林彪、“四人帮”实行法西斯专制的“文革”十年与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新时期六年混为一谈。该刊同期还发表了两篇文章：《加强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引导——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点体会》(作者燕铭)、《试论〈讲话〉对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作者张晓生)。 针对着《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2期发表的《本刊说明》，安徽省文联所属期刊部分编辑举行座谈，并在《文艺报》1982年第5期发表雨东写的长篇报道《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安徽省文联所属期刊编辑部部分同志对〈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2期的一组文章及其〈本刊说明〉提出疑义》，对《时代的报告》发表的《本刊说明》提出了质疑。 《读书》杂志发表文摘说： 《文艺报》八二年第五期发表署名雨东的文章《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代表安徽省文联所属期刊编辑部的部分同志对今年第二期《时代的报告》的一组文章及其《本刊说明》提出质疑。 这些同志认为，《本刊说明》中的一些提法很难令人理解，如：“但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十六年中，《讲话》也曾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歪曲或篡改。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用极‘左’的办法，把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民文艺，演变成为林、江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文艺。粉碎‘四人帮’后，有些人则又把《讲话》当作框框来突破，结果不能不使自己陷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泥坑。” 雨东认为这提法的问题在于： 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均有清楚的划分和明确的阐述，党中央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也均无“十六年”的提法，“不知这里为什么要创造出‘十六年’这个特殊概念？” 二、十年内乱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时期，“把二者混为一谈，无异抹煞了三中全会在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意义。” 三、在贯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过程中，历来都存在着两种思想、两种倾向的斗争。而《本刊说明》偏偏只用“‘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六年”来论证问题，似乎“文革”以前什么斗争也没有，而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界则又只存在右的“自由化”倾向。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否认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斗争是反“左”，就可能导致否定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继续拨乱反正以及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等等。 四、该刊同期的另一篇署名文章，不加分析地重提“文艺工作者仍面临着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这一首要问题”的口号，这里所说的改造思想是专指文艺工作者而言，“这与党中央一再明确指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政策精神，和有关不提‘改造思想’的口号的意见，是相违背的。这种提法很容易造成一部分人歧视、批判和排斥另一部分人的情况。” 文章还指出，“要继续注意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要理直气壮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也要警惕‘左’的东西的干扰。”① 同时，吉林省白城地区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绿野》第2期发表了黎兮的《〈本刊说明〉说明了什么？——对〈时代的报告〉的一个提法的质疑》。接着，《文艺报》第6期发表辛旭的《“十六年”无差别吗？——评〈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就《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中所提出的“十六年”问题进行商榷。《安徽文学》第6期发表《对“十六年”提法的异议——本刊编辑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发言摘要》。沈阳市文联主办的文艺刊物《芒种》在该刊第6期上发表了东子今的《关于克服“自由化”倾向的思考——兼评〈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 在发表了《本刊说明》遇到了《文艺报》署名文章的批评之后，《时代的报告》以攻为守，于第6期发表了胡乔木的《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它》，意在把《文艺报》等刊物置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境地。接下来，《时代的报告》于第7期在《重新刊登〈本刊说明〉请读者评说》的总标题下，加编者按语，集中发表了一组文章：薛亮、方含英的《一篇玩弄诡辩术的奇文——我们对〈文艺报〉〈原则〉一文的看法》；彭泽、严汝的《应当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郑显国、文正的《实事求是地正视问题是新时期的优良作风——与雨东同志商榷》；梁军的《也和〈文艺报〉争鸣》。第8期又发表一组反击文章：徐夕明的《对〈文艺报〉批评〈本刊说明〉的异议》(读者来信综论)；高洁的《为什么要在“十六年”上大做文章？》；邓斌的《也谈十六年的产别问题——评〈文艺报〉第6期辛旭文章》；豫林的《〈文艺报〉批“十六年”的文章不能自圆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