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流动与学术职业发展

       doi:10.13316/j.cnki.jhem.2015.03.016

       网络出版时间：2015-04-09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2.1774.G4.20150409.1122.016.html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381(2015)03-0110-10

       进入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大学教师流动进入快车道，大大加速了学术职业国际化进程，随之而来的学术流动(academic profession)、人才流失(brain drain)、人才获得(brain gain)、学术生涯(academic career)等研究方兴未艾。然而，大学教师流动究竟起源于何时，最初的规律如何，大学教师流动内涵特征是否具有历史一致性，大学教师流动与学术职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怎样，尚未得到学界清晰的回答。

       学界普遍认为，学术职业起源与发展依托的主要载体是大学，而大学历史，一般认为可追溯至中世纪。对于大学教师流动的历史溯源应始于对中世纪大学的考察。正如拉什达尔(Hastings Rashdall)所认为的，大学本质上是“显著的中世纪机构”[1]，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教授在其著作中也多次强调历史的原因和语言的因素导致当今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根源几乎全部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当今大学的许多特点都开始于中世纪大学，且大学本身惊人的延续性和缓慢的变化为研究提供了便利。正如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所指出的，“对于那些16世纪20年代以前成立的各种机构而言，85个至今仍然存在的机构中，70个是大学，而且她们(留存至今的机构)之中，大学经历的变化可能最小”[2]。

       课题组前期研究认为，中世纪至今，世界范围内大学教师流动的大致规律可用“U”字形来概括。“U”的两个顶点分别是中世纪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当代社会，代表着世界大学教师流动的最高水平。其中，中世纪因学术职业自身的行会属性、拉丁语言的通行、学术系统初步形成时对于教师资源的激烈争夺等原因，促成了第一次大学教师流动的高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末至今，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跨国贸易壁垒打通、知识经济对人才需求的空前增加、英语成为跨国通用语言等，掀起了又一轮大学教师流动的热潮。中世纪之后至“二战”之前，大学教师流动处于“U”字形的中间部位，这期间，既有因学术职业逐渐稳定导致教师收入和地位提升，从而引发流动频率放缓的原因；也有拉丁语言失去全球统治力，后续的因科学中心转移而短暂兴起的意大利语、法语、德语等难以担当世界语言，导致流动壁垒增加的原因。这一过程，流动的整体水平低于中世纪时期和当代社会，且历史跨度太长，因此本研究只选取“U”字形的一端，即中世纪大学教师流动的基本情况展开分析。

       一、教师流动与中世纪大学诞生

       日本广岛大学华裔学者黄福涛教授曾将大学形成划分为三种类型：自然形成型、创立型和衍生型。自然形成型是“学者或师生自发聚集在某一场所研习学问，传道授业，后逐渐发展成为大学”；创立型是“由皇帝、国王或教皇等通过颁发特许状直接主动创办大学”；而衍生型，则是由于各种原因，学者或师生在迁徙过程中“基本按照原有大学模式在异国或异地创立大学”[3]59。创立型大学大多依据宗教或统治者意志而成立，虽然招贤纳士过程中也伴随有大学教师流动，但相比于自然形成型和衍生型大学而言，后两者的出现更多体现出学术职业的流动性以及这种流动对于新校成立的历史意义。因此，文章在探讨大学教师流动与中世纪大学诞生关系时，将主要围绕两条线索：一是大学教师流动与原型大学的诞生；二是大学教师流动与衍生型大学的建立。

       1.大学教师流动与原型大学的诞生。中世纪原型大学主要包括三所：博洛尼亚大学、萨勒诺大学和巴黎大学。1988年9月，博洛尼亚大学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建校900周年庆祝仪式，但事实上，对于博洛尼亚大学，包括另外两所原型大学的确切的成立日期，目前仍处学术争论之中，上述庆祝仪式，更多的是对中世纪大学悠久历史的缅怀，而非精确严谨的时空追溯。难以追溯原型大学确切的成立日期，与其特殊的形成方式密切相关：成规模的教师和学生不断的迁移和流动，因多种因素最终汇聚一处，展开教学活动并建立起相应的学校章程和管理制度，这种流动最终形成了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前身——中世纪原型大学。一如中世纪大学研究学者张磊所言，这些大学形成于如下背景：社会对于接受专门教育训练的热情与需求日益普遍；各地都能见到汇聚了一批著名教师的学校；大批青年为寻求知识和真理不畏艰辛遍历天下，催生了中世纪大学的出现[4]28。

       中世纪大学作为时代的产物登上历史舞台，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大量而显著的教师流动。原型大学教师的原生状态就是流动与迁徙。早期的教师云游四方，没有固定的学习和研究场所，在四处迁徙的过程中逐渐聚拢，形成学者行会，三五成群从事知识传播，这一时期，学术职业尚未形成，学者们的生存状态“与其他从事制鞋、铁匠等手工业者组成的行会并无本质上的区别”[3]57。中世纪大学成立前后，往往被称为教师“自由迁徙的年代”[5]49。伴随着原型大学的成立，教师们出现了较高程度的集合与聚拢，但高流动性仍是大学的显著特征。与后来的大学不同，早期的原型大学缺乏固定的教学和办公场所，没有沉重的设备，而且师生人数较少，流动便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教师们本身就来自四面八方，自身并不保持对某一地区任教的归属感。这一时期，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师或学生，往往组成联合会(即“民团”，类似于老乡会)保障自身的利益，当宗教压迫、强权干预或市民冲突等事件发生时，教师们能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种离去可以是短暂的，类似于政治避险，一旦得到宗教或国王特赦则快速返回；可以是长久的，另觅他地，重新展开教学和科研，并助推新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成立；也可以是向学术职业外的流动，从此告别学者生涯，投身其他职业。上述流动的特点在三所原型大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