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刊发了梁晨、李中清等合作完成的《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以下简称《无声的革命》，或直接标注所引用的页码)。该文通过对中国两所精英大学50年间学生学籍的案例分析，说明中国精英高等教育的生源自1949年以来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比重逐渐加大，并成功将这一比重保持到20世纪末。因此，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在该文作者看来，高等教育领域这场“无声的革命”可谓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政治革命的延续，部分工农在社会政治革命中所获得的社会地位和精英身份通过教育革命而得到了巩固。① 虽然以往学界对新中国教育公平问题有诸多讨论，②但像《无声的革命》那样将1952-2002年横贯50年的高教史断定为“无声的革命”则殊为少见。本文力图探讨其求证中的问题并与之商榷。 一、是教育革命，还是被革命的教育 用以支撑《无声的革命》这一宏大叙事的是对两所学校50年来招收的15万名本科生的数据的分析。就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阶层而言，在这50年间，按照作者的统计，以学生父亲的职业为基准，北京大学1952-1999年的新生中有15.01％是农民子女，苏州大学的农民子女则达到25.37％(第105-106页)。 数字既是雄辩的，有时也是苍白的。我们固然可以感受到这些数字所传达出来的力量，却又不禁要问：在这些赫然的数字背后被遮蔽的社会事实是什么?被抽离的历史脉络又是什么?“农民子女”身份在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结构中，具有的意义是什么?究竟是哪一部分农民子女，以何种方式获得了精英化的高等教育?这一制度能否得以延续，并使不同世代的农民子女受惠于此呢?部分农民子弟成功进入精英教育行列，是否就意味着教育公平呢? 米尔斯(2001)在批评拉扎斯菲尔德式的“抽象经验主义”时曾指出，那种过于迷恋数据收集及研究方法本身，而忽略问题的结构情境和历史背景的研究，是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匮乏的表现。《无声的革命》这项合作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是曾经长期在美国生活和执教，横跨史学界和社会学界的著名学者李中清。我们从该文中可以看出，作者问题意识的其中一个源头是对美国精英高等教育的开放性较低的不满。但我们惊讶地看到，李中清作为社会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倡导者，他所主持的这项中国高教史研究却似乎拒绝深究历史，而只是将50年叠加的数据摆在读者面前，以证成其“无声的革命”这样宏大的结论。而如果把中国当代史纳入进来，将所谓的“大数据”展示在中国教育制度的历史脉络中，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呢?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结构及教育政策在改革开放前后有着相当大的变化。用50年累加的数字来论证，首先掩盖了那些对理解中国教育公平至关重要的社会变迁。其实，作者的数据清晰地表明，农民子女入学的上升趋势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进入北京大学的农民子女呈现下降趋势，而苏州大学的农民子女比例也基本不再增长。这本来是两种不同的增减趋势，却都被作者化约在50年里的“一场革命”的结论中。 当然，作者在数字上并没有掩饰对这些不同阶段的差异的诠释。他们在给出一些总体数字的同时，也分别给出了改革开放以前与改革开放以后的数字。但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揭示出这些数字背后真正的社会逻辑，虽然，这些抽象数字本身所能呈现的，仅仅只是一部历史感薄弱的学生来源“标签化”数据的变动性罗列。比如，作者在文中指出，在“文革”前，贫下中农子女进入精英大学的比例不断上升，富农地主子女的比例则大幅萎缩，到“文革”时期已经基本退出精英大学领域，中上中农子女的比例也持续下降，只有贫下中农子女“一骑绝尘”，几乎成为农民群体进入精英大学的垄断者(第107页)。那么，这种状况究竟意味着是什么样的革命，是教育领域平等的革命吗?如果这也算是革命的话，也许该称之为“被革命的教育”。 新中国建立后确立了“教育为人民服务、教育向工农开门”的基本方针。然而，“人民”并非同质性的概念。在“人民”的概念中，不仅有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之别，更有工农家庭出身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之分。即使拿“工农”这个概念来说，也是非同质性的。“工人”可以说是一块响当当的身份招牌，而“农民”则是一种成分混杂的说法。在改革开放前，人们更多的是用阶级论的视角切分出两个概念：“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工人与贫下中农构成劳动人民，而地主富农与资产阶级构成剥削阶级。在当时，凡是将“工农”并提在一起的，其中的“农”都特指贫下中农，而绝非今天一般意义的“农民”。 这种身份差别体现在各个方面，就高等教育的招生对象的资格而言，可明确区分为优先、限制与剥夺等不同的待遇。 第一，享受优先录取权的是工农子女。1953年起，高等学校在招生中规定，当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产业工人、革命干部等考试成绩达到所报考系科的录取标准时，优先录取。1964年，对工人、贫下中农及其子女、退伍士兵和劳动知识青年，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当他们的考试成绩达到报考学校的最低要求时，优先录取。1965年的“高校招生办法”中规定，对于政治思想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产业工人、贫下中农、烈士子女和学生干部，当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接近时，优先录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1984：380)。正是由于这一优先录取权的保障，才使高校学生中工农成分的比例逐年增加。1953年工农家庭出身以及本人是工农成分的新生，占到新生总数的27.39％，1958年上升为55.28％，1965年又上升为71.2％(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1984：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