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4015/j.cnki.1004-8049.2015.04.003 修订日期：2015-01-07。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5)04-0023-12 国际政治交往中的话语文本常常需要人们通过“两次识读”(double-reading)①的方式来理解原初话语系统中所无法兼容的矛盾事实。通过扫描自威尔逊已降的美国外交政策文件光谱可以发现：在任何一个可以考察的时段内，美国对待国际事务的实际态度与其坚称维护的理想原则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背离。而这种背离更多地表现出基于角色定位与利益认知所产生的话语偏向。角色定位是如何影响话语偏向的？话语文本的选择又如何塑造与强化身份的认知闭合效应？揭示身份与话语的互主性建构关系对研究霸权国选择性干预问题又存在哪些重要的启发？本文正是要对这一客观现象背后起主导作用的因果关系进行探究，以期更好地理解美国外交政策话语背后的政治逻辑。 通过对霸权国选择性干涉研究的前期成果梳理发现：当前国内外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理论范式基础之上，即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攫取权力、护持权力与彰显权力”角度；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制衡”、“权力转移”与“霸权稳定”角度；修正现实主义的“威胁制衡”角度；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大国争霸”与“争夺边缘地带”角度；自由主义关于“人道主义”、“白人的责任”、“打击暴政”与“天赋使命”等角度；帝国主义理论关于“市场之争与利益扩张”等角度；建构主义关于“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等角度。②但上面几种对霸权选择性干预行为所构建出的学说在“逻辑的真实”与“经验的真实”之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解释力缝隙。前期理论中存在的缝隙为我们撕开霸权国选择性干涉理论的创新空间提供了宝贵的机遇，也为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霸权国选择性干涉的政治逻辑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进而为我国外交战略转型与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新的思路。 问题在于，传统霸权干涉理论研究对国家“经济人”假定的依赖严重脱离了对文化表征系统中另一重要元素“社会人”假定的关注。通过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式的梳理可以发现：建立在“关系性”与话语范式基础上的霸权干涉理论比建立在“结构性”与“进程性”范式基础上的霸权干涉理论有着更强的解释效力。 一、角色身份与话语文本的互主性建构关系 面对现有的霸权干涉理论与国际政治现实经验之间存在的解释缝隙，我们能否在新的假说土壤中培育出一种更具解释力的范式与文化表征系统来重新阐释霸权干涉理论的内在逻辑呢？通过“关系性”范式的引入，以及揭示角色认知与话语选择之间的因果联系能否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霸权干涉理论研究中尚未被观察到的“月球背面”的图示？国际政治是一门典型的人文学科。而人文学科作为一种拟科学，如果放弃了对角色认知与话语建构作用的双向探讨，其本身就是不完整的。人类行为——包括人类对社会本身的理解——不过是由更深层且独立存在的语言逻辑或知识结构衍生出的表层实践。角色的差异性认知不仅需要特定话语的上层建筑来加以塑造和维护，话语结构及其隐含的逻辑也通过建构社会规范与常识而使行为体受到自身角色的影响。因此，从福柯(Michel Foucault)“权力造就知识”或“角色支配话语”③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有必要对角色认知与话语偏好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重新理解。本文认为，身份利益与话语文本之间并非遵循线性的因果律逻辑，而是遵循着互为因果的建构律逻辑，即角色身份决定了话语文本的选择，话语文本也会潜移默化地塑造和强化角色身份的动态认知。 1.1 身份利益决定话语选择④ 身份利益对话语建构的逻辑链条可以被简单概括为：行为体的角色认知决定着利益的理解方式，进而决定着对相关国家的干涉动机与干涉力度，并表现为对不同话语文本的选择偏好。 主权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政治建筑——本身是无法做出任何政治决定或角色认知的。就像经济学将公司假定为“法人”一样，将主权国家抽象假定为“政治人”的目的是为了便于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尽管国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均有将自身利益诉求与行为选择表述成维护国家利益的话语动机，⑤但是，究竟哪一个集团或哪一种诉求能真正地代表国家利益则不仅取决于某一压力集团的代言，而更取决于带有自我意识的国家行为体所表现出的整体性“社会共识”或“社会公意”。国内利益集团所表述的国家利益就像是拍照：当摄影师把镜头向左的时候你就右了；当摄影师把镜头向右的时候你就左了。而事实上，国家利益——作为一种共识性的客观存在——就在那里，哪也没动。因此，本项研究借鉴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对国家利益的判定方法，认为：“主权国家作为一元整体性的建构实体，其利益应兼具整体性与稳定性两大特征。整体性确保国家利益是社会共识或绝大多数成员的共有认知；稳定性确保国家战略目标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轻易发生变化。”⑥只有将国家看做一个政治实体，才能对基于角色所衍生的国家利益给出客观的判定。 实证主义研究方式与后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偏重于将“经济人”假定引入对国家行为的探讨之中，而后者偏重于将“社会人”假定引入对国家行为的探讨之中。“经济人”假定倾向用成本—收益的“结构性”或“进程性”视角来解释国家的行为选择，而“社会人”假定倾向用角色认知的“关系性”视角来诠释国家的行为选择。国家运行于国际社会之中，角色定位对于国家主观利益的认知与判定有着重要影响。社会身份的差异性认知会产生不同的行为预期，并进而塑造主权国家的利益偏好。因此，利益——作为一种社会共识——是主观建构的产物，并牢固地内嵌于社会“关系性”的判定之中。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行为体对利益的判断是依据其身份与角色而界定的。”⑦在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中，行为体的话语是由角色与身份决定的。话语传递的文本意涵体现出权力意志和角色区分的功能性需求。关系性权力需要营造特定的语境和意义网络来形塑社会规范，并以此确保其权力的正当性与角色的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