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再平衡”(rebalance)战略，计划将美国的战略重心从欧洲及中东等热点冲突地区转向东亚——这一未来的经济增长和潜在的战略挑战地区。①在安全领域，美国的外交和防务新政策包括增加与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等国的军事接触；调整海军部署，将60%的舰队部署在亚太地区；增强美在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存在感，比如开始尝试向日韩提供导弹防御系统。②在美国政府清晰地表态要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时，还应冷静观察这一策略给原有的重心——欧洲带来的变化。实际上，美国并没有因此放弃它在安全领域所谓的“全球责任”。在欧洲，美国希望在北约框架下，由欧洲国家更多承担欧洲防务和对外干预的重任，实现北约的“再平衡”。2013年9月，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卡内基欧洲基金会”的一次演讲中已经明确表示：“我相信欧洲国家能够也应该做得更多来满足美国的要求，帮助北约实现再平衡。”③ 自北约成立后，美国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在西方阵营的领导地位、超强的军事实力和巨额防务投入，对北约事务握有主导权，欧洲国家则由于自身军事力量有限，对美国有安全需求而长期处于“被领导”的地位。在美国有意让欧洲发挥更大安全作用的背景下，欧洲国家是否有意愿也有能力回应美国的要求，在欧洲安全和北约的全球行动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欧美能否形成一种“再平衡”的欧洲安全格局，值得关注。 本文拟对美国的欧洲“再平衡”战略布局进行详细介绍，分析欧洲国家对美国这一战略的回应，并对军事预算和民意这两个主要障碍进行解析，对北约框架中欧美防务力量的“再平衡”进行综合检视，评估其成功的概率。2013年底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是欧洲自20世纪90年代科索沃危机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一次安全威胁。在此背景下，2014年9月4日，北约在英国威尔士召开了峰会，欧洲国家受到较大触动，本文也将在最后一部分阐述此次乌克兰危机对欧美防务“再平衡”的影响。 一、美国的美欧“再平衡”战略 在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北约内部关于美欧任务分工模式是美国当“大厨”，即负责军事干预、派出战斗部队和维持战斗部队的能力，而欧洲则负责“洗盘子”，即在美国完成军事行动和控制局势的关键阶段后，派驻维持和平部队，进行和平重建工作。在小布什政府的第一任期内，欧洲在阿富汗战争时曾尝试提供军事“帮助”，但美国并不“领情”，在“美国例外主义”和“美国至上”理念的指导下，布什政府尽管接受了少量欧洲部队参与阿富汗战事，也要求北约提供重要的后勤支援，不过它仍对盟国的军事能力表示怀疑和轻蔑。④北约这种“美主欧从”的局面在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后开始变化，奥巴马政府开始调整其北约和对欧政策，希望欧洲在欧洲安全及北约的全球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美国这样做主要出于经济和战略两方面的原因。在经济方面，随着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过度扩张，阿富汗战争久拖不决，美国军费开支空前高涨，战争拖累美国经济的副作用加大。2008年，华尔街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机更是削弱了美国经济实力，致使美国不得不面对严重的财政和债务问题。奥巴马计划推行联邦财政改革，高昂的军事预算成为美国奥巴马政府重点切削的目标。2011年，奥巴马宣布未来10年，美国将削减5000亿美元军费(美国2010年军费为7000亿美元)。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要求欧洲改变其在安全问题上“搭便车”的局面，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并帮助美国分担防务负担。有学者评论说，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逐渐放弃了“确保领导地位”(primacy)战略，实行战略收缩，不再“事事出头”，转而求助于各种联盟，希望盟友协助它承担沉重的防务负担。⑤ 在战略方面，奥巴马从其第一任期开始，就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如希拉里·克林顿的说法，要打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⑥在提法上，美国政府出于措辞强硬程度的考虑，先是用“重返”亚洲，再改换成“战略东移”，最终确定用战略“再平衡”这一概念。不过它的核心含义没有改变，就是在国际力量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美国遭受两场战争和金融危机的重创，从而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的情况下，要将相对有限的资源集中投放到对美国未来发展最为至关重要的亚太地区。一方面，要分享亚太地区因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在战略上维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权，应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⑦这样，美国对欧洲的关注度开始下降。美国政府在表态中，虽然仍然将欧洲视为最重要的伙伴，表示仍会为美欧伙伴关系继续“投资”，⑧但它期待欧洲在世界安全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增加军费和各种资源的投入，为北约的全球行动做出更大贡献，加速在北约框架内实现欧美力量的“再平衡”。 美国的这一战略调整在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中就已有鲜明的体现。尽管美国有足够的军事实力独立承担军事任务，但它还是愿意让欧洲国家在其邻近地区扮演主要的安全角色。战争期间，法国战机发动了第一波攻击。美军主要担负战役开始阶段的压制与摧毁敌方防空系统的任务，以及之后的作战支援任务。美军战机飞行架次占盟国出动战机架次的25%，但承担了80%的空中加油和战场情报收集及监视侦查任务，其余的加油与情报搜集任务，以及一半以上的打击任务则由英、法两国的战机承担。⑨可以说，利比亚战争开创了美国“幕后领导”(lead from behind)的新模式。利比亚危机后，美国依然尽力避免过多卷入涉及欧洲的安全事务。2013年初，在欧洲人讨论应对马里危机时，北约副秘书长亚历山大·弗什博(Alexander Vershbow)直言不讳地声称，“美国和北约不可能无处不在”(The US and NATO cannot be everywhere)。⑩现在看来，曾经在科索沃、阿富汗战争期间由美国军事力量发挥主要作用，而由欧洲国家负责维持和平与战后重建工作的分工模式已经悄然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