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585 文献标识码：A 一、福柯晚期思想中的伦理转向问题 在《性史》第一卷出版八年后，福柯在《性史》第二卷的开篇就宣告了自己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向”。这一思想转变标志着福柯从探究“生命权力谱系学”的问题转向探究主体与真理关系的“伦理谱系学”问题，因此人们通常将这一思想转折称之为福柯思想的“伦理转向”。① 按照福柯1976年发表的《性史》第一卷以及同时宣布的六卷本的《性史》研究规划，其性质可以定性为“生命权力谱系学”研究。②而在1984年发表的《性史》第二、三卷中，福柯则转向了古希腊罗马的性伦理的“伦理”研究。③这一研究旨在探究在古希腊罗马以及基督教对行动、快感与欲望的关切中人们是通过何种主体化的方式将自我建构为道德主体的，这一研究的性质可以定性为“伦理谱系学”。④人们禁不住会追问，从“生命权力谱系学”转向“伦理谱系学”的研究视角和关注焦点的转换，其中的内在思路和逻辑到底是什么？ 在《性史》(第二卷)以及晚年的多次访谈中，福柯都谈到他20多年来哲学研究的“知识、权力与主体”的三条轴线，也即“知识构成、话语实践、真理游戏；权力关系、策略、治理；伦理、自我实践、主体化形式”的三条轴线。在《性史》(第二卷)那段经典论述中福柯说道：“为了分析通常所说的知识的演进，我就必然要做出一次理论变革，这导致我去追问构成知识的各种形式的话语实践；为了分析通常所说的‘权力’的展示，也还要进行一次理论变革，这导致我去追问构成权力运作的多重关系、开放性策略和合理性技术；为了分析通常所说的‘主体’，看起来现在应该进行第三次变革，去探寻个体通过哪些自我与自我的关系的形式和形态自我构成和自我确认为主体的。在研究了诸如17、18世纪的一些经验科学的真理游戏的相互间的关系之后，接着又研究了这些真理游戏与诸如惩罚实践的种种权力关系的关系，看来接下去该进行另一项工作了，那就是，以所谓的‘欲望的人的历史’为参考范围和研究领域，研究在自我与自我的关系中、在自我构成为主体中的真理游戏。”⑤知识、权力和主体这三条“轴线”在福柯那里，既作为三个“研究领域”(话语研究、权力研究、主体化研究)，也作为三个“方法论”原则(话语分析、权力分析、自我构成分析)，同时又作为三种“配置”(话语构成、权力关系、自我构成)，围绕着我们自身的现代性的历史—批判本体论问题而结合成一个整体。福柯本人在其生前最后一次公开讲座《什么是启蒙？》中曾提出研究“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问题的“体系性”，也就是整合“知识—权力—主体”三条轴线的体系性。这应该是福柯对自己思想历程的“最后定论”。 我们比较熟悉福柯60、70年代的思想，因为《词与物》和《规训与惩罚》各自创造了一个属于福柯的时代。因此，福柯从其60年代的“知识考古学”转向70年代的“权力谱系学”的过程较为人所熟知，也有章可循，有理可据。然而，福柯从70年代的“权力谱系学”转向80年代的“伦理”，也就是在其《性史》多卷本的系列中从现代的“性”真理的话语分析和权力分析转向古代的“性”伦理和自我构成的问题域，其内在理路却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阐发。⑥鉴于这一问题对于理解福柯最成熟时期的哲学探索来说至关重要，极有必要深入研究。 二、从生命权力谱系学到伦理谱系学 福柯晚期思想中的“伦理转折”是如何发生的呢？正如话语构成实践的分析必然需要一种权力关系的维度一样，福柯独特的“权力”概念本身必然需要一种“自由主体”的概念。这就是“伦理转折”得以发生的条件。 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第一卷)的“权力谱系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权力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新的“权力关系”的概念。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说：“于是，这种微观物理学的研究就假设：首先，施加于肉体的权力不应被视为一种占有(une propriété)，而应被视为一种策略(une stratégie)，它的支配效果不应被归因于‘占有’(une appropriation)，而应归因于配置、计谋、战术、技术和运作；人们应该从中读解出一个永远处于张力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而不是读解出人们可能拥有的特权(une privilège)；人们理解它的模式应该是持久的战斗(la bataille perpétuelle)，而不是进行一次交易的契约(le contrat)或对一块领土的征服(la
)。总之要意识到：这是一种被行使出来的权力，而不是被占有的，不是统治阶级获取或保持的‘特权’，而是统治阶级的策略位置的综合效应，它通过被统治者的位置展示出来，有时还会被它继续推进。其次，这种权力不仅只是简单地强加给‘无权者’义务或禁令，它在干预他们时也通过他们并针对他们得以施行；正是在他们反抗它时，它才能反过来对他们本人施压。这就意味着，这些(权力)关系深入到社会深层，它们不是锁定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中，也不是锁定在阶级分野处，也并不局限于在个体、肉体、姿态和行为的层面上复制出法律和政府的一般形式；尽管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它们也确实通过一系列复杂机制连接成这种连续的形式，但是，它们既不存在可类比性，也没有同质性，只有特殊的机制和特殊的形态。最后，权力关系不是单义的，它们确定了无数冲撞的点和不稳定的中心，每一处都有可能会发生冲突、斗争，甚至暂时的力量对比关系的颠覆。这些‘微观权力(micropouvoir)’的颠覆并不是遵循‘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法则，它不是通过新控制了国家机器而获得，也不是通过制度发挥新功能或摧毁制度而获得，相反，这些局部的插曲无一能被载入历史，除非它对压制它的整个系统产生影响。……因此，为了分析对肉体的政治围剿(l' investissement politique du corps)和权力的微观物理学(la microphysique du pouvoir)，在权力问题上，必须抛弃暴力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占有的比喻、契约的模式和征服的模式。”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