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59 作为思想史家，福柯依据通常的历史时期划分(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时期、现时代)来探讨研究对象(癫狂、临床医学、科学知识、监狱、性)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存在的重要问题。显然，“后现代”并非福柯所梳理的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时期。紧随现代知识型之后的不是后现代知识型，而是当代知识型。如果现代西方知识的基本布局发生翻转，那么，“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Foucault，1966，p.398，下引福柯文献仅注年份和页码)。通过人文科学考古学探究，通过梳理、分析从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到现时代这几个阶段西方知识型基本布局先后发生的重大变化，福柯在《词与物》的结尾处宣告了“人之死”。因此，批判西方近现代知识史上的人类学主体主义，批判自笛卡尔、尤其自康德以来西方哲学传统的意识哲学和主体性形而上学，就是《词与物》的哲学主旨。福柯往后的诸种思想(非本质主义权力分析、呵护自身的主体解释学、聚焦人口治理的生命政治等)也一再秉承这一哲学宏旨。 《词与物》运用基于历史维度、差异描述和话语实在性来进行话语分析，以这种独特方法来从事人文科学考古学，批判西方哲学史上的“基础主体的论题”、“对立的论题”、“初始经验的论题”和“普遍中介的论题”长期以来都以各自的方式忽视了“话语实在性”(Foucault，1971，p.48)，并最终通过预告“人之死”来批判患有话语恐惧症的西方传统主体哲学。显然，《词与物》与尼采思想在反对“时代精神”、“世界观”、“理性进步”、“因果关系”、“目的论”等黑格尔式总体化概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尼采通过终结人类学主体主义而开创了当代哲学发展的新道路。鉴于结构主义标签不甚恰当，后现代主义称谓又过于模糊，笔者倾向于把《词与物》视为反人类学主体主义的作品。 一、人文科学考古学 福柯既不采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分析法，也不像利奥塔那样借用后期维特根斯坦式的反本质主义的语言分析法，而是秉承尼采的思路实施考古学探究。《词与物》的副标题“人文科学考古学”之“考古学”并不确指一门学科，而是指针对某个时期、某个社会的研究领域，福柯要探寻该领域内作为认识、理论、制度和实践之深层可能性条件的知识。如正是有关癫狂与非癫狂相对立、有序与无序相对立的某种知识才使大禁闭中心在17世纪末的欧洲有可能开设。某个社会所暗含的、既不同于理论知识也有别于信仰知识的那种知识，不仅决定了人们的认识、哲学观念和日常舆论，还影响了制度、商业和治安实践、生活习惯。这种考古学的功效在于：由于这种研究聚焦在处于相同层面之上的实践、制度和理论之间的同构性，并探寻使这三者成为可能的共同知识，探寻构成性的和历史性的知识层，因而有可能使福柯避免理论先于实践或实践先于理论的棘手问题。 福柯既不想撰写人文科学的一般历史，也不想对科学的可能性作一般的批判。“《词与物》的副标题不是人文科学唯一的考古学(l'archéologie)，而是人文科学的一种考古学(une archéologie)”(Foucault，1994c，p.29)。这表明福柯在《词与物》中只涉及了“一种人文科学的考古学”，探究了生命科学、经济科学和语言科学如何以及为何在19世纪初发生了认识论断裂。然而，福柯还假定有另一种考古学，要对自16世纪以来西方历史知识和政治意识进行专门分析，要研究历史和政治理论如何以及为何在19世纪中叶发生了认识论断裂，而马克思的思想在这两种考古学中所处的地位明显不同。在前一个考古学中，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仍处在由李嘉图开创的认识论空间内，马克思并未带来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在后一个考古学中，福柯假定马克思在有关人的历史和政治意识中引入了一个彻底的决裂，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已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论领域。福柯正是在此展现了自己与导师阿尔都塞之间明显的理论分歧。福柯的知识型理论向我们指出了像马克思那样的思想家之不同思想元素(政治经济学、历史理论和社会政治理论)在知识史上的不同境遇及其不同的理论地位。按照后现代主义的宽泛定义，因为马克思系统深入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种种理论和现实后果而把他视为后现代主义者，那么，我们就既不能解释马克思身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如何协调统一的问题，也难以把马克思与尼采、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人的现代性理论区分开来。 “人文科学考古学”在两个方向上展开：“知识”的对象如何构建；某类科学话语如何起作用。与此相应，“人文科学考古学”也致力于分析：“人”这个新对象如何以及为何出现在17世纪直至整个18世纪的科学话语中，人文科学又是如何以及为何能随着人的出现而有可能被构建。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哲学论题，即人如何以及为何既是可能科学(人的科学)的一个对象，又是任何认识据以可能的存在，是任何种类认识的源泉。该考古学已经揭示了在17世纪中叶和19世纪初发生在西方文化知识型(l'épistémè)中的两个巨大的断裂。知识型是某个时期存在于不同科学领域之间或各种部门科学中不同话语之间的所有关系，是“诸关系之一个开放的并且可能是不确定地可描述的领域”(Foucault，1994a，p.676)。知识型不是“理性的一个普遍阶段”；知识型是前后相续的差距的一种复杂关系(cf.ibid，pp.676-677)，因而与康德的范畴毫不相干(cf.Foucault，1994b，p.371)。作为不同科学之间的关系集合，知识型就是西方文化特定时期的思想框架，是“词”与“物”借以被组织起来并能决定“词”和“物”如何运作的知识空间。在福柯“知识型”的理论视野中，对多重科学话语的间隔、距离、对立、差异、关系等的详察，取代了对“理性进步”、“时代精神”、“世界观”、“普遍意识形式”、“普遍思想形式结构”等这般总体化历史论题的深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