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开始的卢沟桥战争，一直打了八年，到1945年结束。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不断沉沦的走向，由受害者成为战胜国，洗刷了百年外敌入侵的耻辱；战争也改变了日本的命运，由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一变而为战败国——受到国际法庭的正义审判。当前，日本安倍政权虽极力掩盖其战争罪行，但无非欲盖弥彰。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今天，站于新的历史起点，重温这一段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日本再次宣称要亡华 卢沟桥战争开始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就发出要征服中国之狂言，宣称：“今日日本唯一之途径，为痛击中国使之屈服而不再有主战之精神。兹据自中国战场上返回之军官所言，此次中日战争将属长期，大约将展至明春，或竟至明年之秋。日本为克服中国抵抗起见，已决定调动大军赴华，故已定退休之大将20员现已奉令复职，而军队之力量今已增至二倍，后将增至三倍。并据目前之情状，山东及广州即将成为日本军用飞机之目的地。”[1] 日本侵略者幻想再像甲午战争那样，夺取中国台湾，还得到大量赔款；像“九一八事变”及肢解华北那样，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大部分土地。根据日本关东军特务松室少将情报：“帝国可以欣愉者，乃中国官吏普遍的慑于恐日病而不敢稍行违抗帝国也，现在全华北约十分之七不能精诚团结联合应付，大都原自保主义维护自身之存在，在不违反帝国之原则下，苟延图存。此等个个孤立的小势力，其所关切者只此小集团之目前利益耳，当然虽抗帝国之攻击，故彼等自私的心理，实予帝国以非常的便利，竟可不战而胜，一言而获。日本内阁于7月18日所召开的五相会议，杀气腾腾，决定动员兵力，派兵侵华，可以一举而获大胜。”[2](P320-338)日本天皇裕仁批准了战争的爆发，还每日听取战争进行的状况。 但是，日本这次的估计和判断完全与中日两国历史命运错位，致使日本走向了灭亡的不归之路。 二、中国人民的抗日呼声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将中国推向生死存亡的抗战年代。南京政府每日都接到海内外华人拥护抗战、请缨杀敌的函电。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发表时局宣言，主要为三点内容：一是揭露了日本亡华的野心。“中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抗战则生，妥协则亡，从7月7日‘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敌人的铁蹄已经践踏了北平，敌人的炮火已经毁坏了天津。我们北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事业，已经沦为敌人进一步灭亡我中华的新根据地了。敌人的野心，是无止境的，他们要灭亡我地大物博的中国，毁灭我几千年来光荣卓绝的古国文化。现在我们全国上下，都已认定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二是中国人民的团结坚如磐石。“在敌人猛烈侵略之前，我中华民族精诚团结、上下一致的精神，也发挥的最为透彻，最为坚实。今日政府当局要抗敌救国，全国国民也要抗敌救国。政府当局已决心牺牲，全国国民也已决心成仁。政府与人民到今天已经是吻合无间，融为一体”。三是定能灭此朝食。“中华民族已将熔炼像一团白热的火球，他将把敌人一切无耻的阴谋和残酷的进攻烧个精光。”[3]这些言论如实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心声。抗争的思想已成为全民议论之主题，各地均弥漫着抗战精神。从后方几个省份的抗战情景就可看出卢沟桥的烽火，实为复兴中华民族之烽火。据《申报》记者讲：“‘卢沟桥事变’刚爆发，一经当地报纸号外披露，辗转相传，不到多少时候，整个的昆明市便被悲愤激昂的空气笼罩了。第二天募捐劳军，自动贡献一日所得，加紧公务员及学生军训，焚烧抵制仇货。有的青年在街头演讲。滇商李恒升立即捐款百万元家产，李正堂输出三十万元，报效国家。”[4]在成都，绅民自动在公园宣传，唤醒民众，督促政府，发动全民抗战。四川省主席刘湘表示：“今日华北情势，险达了极点，敌已全线动员，我亦决心抗战，川省虽在后方，各项准备工作万不可缓。总之四川所有人力、财力均可贡献于国家，军队必开赴前敌。民众在后方策应，内外一致，以期尽四川人应尽之责。义之所在，赴汤蹈火，所不敢辞。”[5] 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抗敌会、战时服务团，积极开展救亡工作。一些地区组成了妇女救护队，幼童义勇队。例如，“康藏地区，当地土著，迫于爱国心的驱逐，关怀着战事的发展。一般青年壮丁，均自动奋起，组织义勇队，以备随时效忠国家。”[6]同时，国民救亡歌咏协会成立后，教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义勇军进行曲》，到处都可以听得见高亢的歌声。募金扑灭汉奸，训练民众等等活动，都增加了抗战力量。 在西安古城，以“西安事变”到卢沟桥战争开始这一段时间最活跃，被称为后方的前方，抗战气氛特别浓厚。西安几份著名报刊，如《解放日报》、《西北文化日报》、《文化周刊》、《老百姓报》等一直宣称结束内战、一致抗日，抗战口号宣传单贴满全市大街小巷。革命歌曲如《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不绝于耳。笔者那时在西安师范附属小学读书，音乐老师带领学生到南院门西京电台演唱《黄河大合唱》，班主任带领学生到西安南郊村落宣传抗战思想。西安剧团公演《保卫卢沟桥》。更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文化人士、教授、艺术家和青年学生及海外进步人士，都是获得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北上延安抗日的。因为日军不断轰炸西安，家家店铺门前都有水缸和沙袋，马路中心挖了十余尺的防空洞。西安古城墙很厚，也改成防空避难所。西安接近前线，更显示了这座古老城市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力量。 上海华侨青年以敌寇深入，困难急迫，爱国情绪异常热烈，特组织华侨青年抗敌后缓会，以备从事战地各项实际工作，分向海外各地宣传，加紧华侨救国运动。上海艺术界人士发表声明：“此次暴日侵犯华北，举国痛愤。中央既具抗战决心，均产生有无中途妥协之严重表示，我民族存亡，系于此举，沪上艺术界同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做政府后盾，共赴国难，以争取我民族之人格，保全我历史光荣。”[7] 这种情景，正如《申报》时评《抗战的前途》所言：“卢沟桥的炮声一声响，抗战的呼声立即响彻了全国。我们不怕暴敌的威胁，我们不怕暴敌的进攻，敌人一切的凶横残暴的手段，只有使我全国同胞的团结精神与抗战决心愈益巩固而加强。”[7] 三、迟到的觉悟与三个战场的形成 卢沟桥战争爆发十天后，蒋介石方于1937年7月17日发表抗战宣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之责任。”但仍声称：“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以和平外交的方法，求得‘卢沟桥事变’的解决。”那么，国民政府的最后底线是什么呢?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就是平津沦陷。蒋介石讲：“平津之存亡，就是中国最后的关头，因为平津一被占领，则华北全局必至瓦解。我们以后就没有一处可为华北国防锁匙的地区，更无时间以从事国防的建设了。日本如果决心占平津，则中国必全力对日本作战。”[8](P330)然而，事情并未如蒋介石所预期的那样发展，而是战事不断恶化。面对不断被动的局势，蒋介石认为，以武力抗日是唯一可选择的途径。他在1937年9月《巴黎晚报》的访谈中称：“目前的中日战争，乃日本蓄意侵略中国之结果……如日本在中国境内从事武力侵略一日不止，则中国抗倭之战争，一日不止。虽留一枪一弹，亦须坚持奋斗，直至日本根本放弃其侵略政策，并撤回其侵略之武力之日为止。”[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