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水浒研究摭谈

       宫崎市定说水浒——虚构的好汉与掩藏的事实，宫崎市定，赵翻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梁山泊——水浒传108名豪杰，佐竹靖雄，韩玉萍译，中华书局，2005

       剑桥中国文学史，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刘倩等译，三联书店，2013

      

       《水浒传》在中国诚然是小说经典之一，但海外汉学界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从《宫崎市定说水浒——虚构的好汉与掩藏的事实》(以下简称“宫书”)、《梁山泊——水浒传108名豪杰》(以下简称“佐书”)、《剑桥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剑书”)的水浒相关部分汉译文献来看，以下几个问题似乎值得商榷。

       就日本学者的两本著作来看，首先是立论随意的问题。宫崎市定对《水浒传》成书年代的判断就是典例。《水浒传》的成书问题是水浒研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所有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最烦琐难解的问题之一。而对这个问题，宫崎轻松地说道：“一般认为《水浒传》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时候，完整形成了现今版本。”①这是一个相当特异的表述：《水浒传》成书有元末明初说、明中叶说、明嘉靖初说，在宫崎之外，似乎没有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水浒研究者认为《水浒传》成书“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时候”。

       而宫崎的证据却只有一个，他认为《水浒传》第69回“史进大闹东平府”的一段故事特别怪异。故事中，史进试图越狱，但和前来接应的顾大嫂等人弄错了日期，提前发难，引起了很多麻烦。宫崎认为这个故事必有所本，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清朝同治年间的《福建通志》中发现了可以作为该故事原型的记述。明万历二十年(1592)3月，福建省长泰县曾发生过一起类似的事情，他因此推测说：“因越狱时间出现差错而提早一天行动，类似的事件不常发生，而且作者也没有理由在毫无必要的地方凭空臆造这么一段。最妥当的解释，怕是作者在创作《水浒传》时，偶得传闻，觉得颇有意思，于是作为一种写作技巧糅进了小说。由此推测，百回本《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是在长泰县事件发生不久，也就是1592年之后。”②能够在同治年间的地方志中找到水浒故事的原型，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的确有一些震撼性效应。不过只要对明代历史稍有常识，就会知道类似流民、暴动、造反的记载在明清时代的方志、笔记以及《明通鉴》《国榷》之类的书籍中可谓满坑满谷。只要立论在先，在大明立国两百多年的任何一个年份，人们也许都不难找到与水浒故事原型相关的证据。

       宫崎所以能够直率地将一个本是“理论上的假说”③(必须指出，这是一种极不可靠的、属于茶余饭后闲谈式的“假说”)当作一种“一般”的认识来表述，估计和京都学派的文献实证传统有所关系——我们只能做这样的猜想，不然，人们就很难理解，他何以能够断然置李开先、晁瑮、郎瑛、高儒、田汝成、周弘祖、胡应麟、王圻等人的论述不顾而推出自己证据少得可怜的“万历中期成书说”。这些生活在嘉靖或万历早期的人物均表示自己阅读或收藏过《水浒传》一书，宫崎不至于不知道这些基本的史实，他所以敢于置这么多中国先辈的史料记载于不顾，大概是基于一种文献实证的态度：这些记载不能表明他们所见到的《水浒传》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水浒传》——他们所见到的《水浒传》是否只是些拙劣的民间说书底本呢?李开先、郎瑛、胡应麟等人的揄扬，是否是欣赏趣味低下所致?因此他才要强调“1592”这个特别的年份。因为在1594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二年，现在流传的水浒故事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版本之一《水浒志传评林》(这是所谓的“简本”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版本)问世且至今有刊本传世。他因此不能把水浒故事原型推想得更晚了——甚至他还很小心地留下了福建越狱故事从传播到被吸纳融合进水浒故事本体的时间。而《水浒传》另一个重要的版本系统，也就是繁本100回容与堂本乃是出版于万历三十八年即1610年；如果再假定《水浒传》的“简本”与“繁本”是两个独立发展不相干的系统，这大概便是他论定《水浒传》“在17世纪初”成书的证据了。

       但不能不指出的是，宫崎此种貌似严谨的基于文献的推断，其实是非常随意的，也不符合基本的史实。其一，且不论现在留存的正德至嘉靖年间的《水浒传》残叶，现传世的《水浒传》版本，以宫崎学识之广博，当知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属繁本系统)和《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残本，属简本系统)等都早于《水浒志传评林》。尤其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是万历十七年刻本，尽管有残缺，部分为康熙五年石渠阁补刻，但其主体仍属万历年间刻本。20世纪50年代，郑振铎等还以之为底本编订《水浒全传》。宫崎先生于此完全忽略不问似不恰当，其貌似严谨的表述好像是过于刻意了。其二，即便以他的考证为基础，姑且假定1592年的福建长泰越狱事件可能是《水浒传》第69回故事的原型，且不论在那样一个信息传播困难的年代，寓居杭州一带的《水浒传》定本的写作者如何就能完整准确地知道这个福建偏远县城恶性案件的细节情况，我们只要想象以下的情形就会发现要将这个事件写入1594年刊行《水浒志传评林》简直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首先，作者要完成整个水浒故事(既然越狱故事随机插入在第69回，可以推想小说此时还在写作中，远未完成)；其次，作者以不可思议之神速完成了故事，且无须修改、誊抄；再次，作者迅速说服了书坊老板；最后，书坊老板不问市场走向，甘冒损失数百甚至上千两纹银之危险，纠集刻工，在最短时间内刻出了1200多块雕版(每一块雕版上栏都配刻插图)并油印、装订、发行。此种工作进度，似乎在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也就是宫崎先生研究水浒故事的时代，也是难以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完成的。其三，如果宫崎先生不是从观念到观念，而是真实看过《水浒志传评林》等原书，他立刻就会发现，该书的第一页顶栏的“水浒辨”已说得清楚：“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因此该书绝不会是《水浒传》最早的刻本，甚至不是较早的刻本。其四，《水浒传》之类，在当时难登大雅之堂，它即使成书也不会立刻有人刻印(且其卷帙浩大)。它的流行，必然会经历口头流传、形成祖本或者说写定本、抄本流传、初刻流传几个阶段。而后，书商们才会一拥而上，直至“坊间梓者纷纷”。据此而论《水浒传》的成书不可能晚于16世纪中期(当然，《水浒传》成书的下限是远早于这个年代的，因与本文题旨无关，在此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