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5)05-0142-09 作为计量学术史的一种尝试,本文统计分析20世纪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量及其发展变化,旨在了解日本学界每年有多少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问世,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历程,有哪些活跃作者,他们比较关注哪些研究热点、不同时段有何异同等。 20世纪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总量为4463项①。其各年成果量分布见表1,历年的成果量变化见图1和图2。
图1 20世纪日本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量的年度变化柱形图
图2 20世纪日本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量的年度变化曲线图 20世纪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各年产量高低不一,最高的年份达196项,最低的年份为零。从图1和表1中可以看出,百年之间,低谷时段有高产年,高峰时段有低产年。其中1936年和1938年,是低谷中的高产年,这两年分别有12项,绝对数虽然不大,却远高于同期的年均产量。而1988年和1989年,是高峰时段的低产年,这两年的成果量分别为75项和68项,只有同期年均成果量的一半。 1946年是重要的转折之年。日本学界习惯将1946年以前称为“战前”,此后称为“战后”。柱形图和曲线图都显示,20世纪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以1946年为界,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战前成果量较低,战后成果量逐步走高。战前45年(1900-1945),共产出140项成果,年均成果量为3项。战后的1946-1981年明显上了一个台阶,先由年均十几项逐步上升到数十项,1976年首次突破100项而达到123项,但随即跌落至数十项。此期成果累积量为2034项,年均56.5项。1982-2000年再上一个台阶,除1988年和1989年两年成果量较低之外,其余年度成果量基本维持在100项左右。此期成果总量为2289项,年均120项。 从图2看,20世纪日本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量的年度变化趋势是前低后高,缓慢上扬,平稳发展,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状况,但阶段性变化相当明显。兹分战前和战后两个阶段来观察。 1.战前(1900-1945) 20世纪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始于1900年,这年久保天随在新声社出版了《柳宗元》,4年后,久保天随又出版《韩柳》②。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日本学者起步最早,中国学者直到1906年才发表第一篇唐诗研究论文③。 不过,20世纪之初,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也是刚刚起步,产出的成果处于断续零散状态。十年之间,只有1900年、1904年和1905年有4项成果问世。1911年以后,才每年都有唐代文学研究成果推出,但直至1945年,年产成果量仍然较低,除1936年和1938年的产量高于常年之外,其他年份的成果量都是个位数(表1)。 从作者队伍看,1900-1945年间,发表过唐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日本学者有80多人。其中最活跃的作者是丰田穰,他一人的成果量就有18项,占同期日本成果总量的13%。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唐诗的俗语研究、唐诗和六朝文学的关系研究。其《六朝文学对于李杜诗的影响》曾由姜时彦翻译,刊载在中国《天地人月刊》1936年第9期上,从而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其他知名作者有铃木虎雄(7项)、久保天随(6项)、那波利贞(6项)、神田喜一郎(6项)和金子彦二郎(4项)等。铃木虎雄被称为日本近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第一人”④,1925年他在弘文堂出版的《中国诗论史》,是最早的一部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著作,比中国学者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⑤要早出2年,较之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⑥、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⑦更早9年。此书谈及唐代诗论者多多。铃木的诗论史,国内已有许总的中译本,但他在《东方学报》(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1944年第1期发表的《王勃年谱》,国内关注者不多。这部年谱虽然不是王勃年谱的最早之作,此前已有姚大荣的《王子安年谱》⑧、刘汝霖的《王子安年谱》⑨、阎崇璩的《王勃年谱》⑩,此后亦有田宗尧的《王勃年谱》(11),但铃木此谱,仍有值得注意之处。骆祥发先生的《初唐四杰年谱摘要》(12)和张志烈先生的《初唐四杰年谱》(13)似都未提及铃木及前述诸谱。倘将几种王勃年谱比较观之,当能见出铃木所撰谱的价值和贡献。久保天随主要致力于韩愈、柳宗元诗文的翻译和研究。神田喜一郎则钟情于《游仙窟》研究,他19岁就在《考古学杂志》1915年第5期发表《旧书闻见录》,其中介绍了京都醍醐三宝院藏旧钞卷子本《游仙窟》一卷和旧钞卷子本《李峤杂咏》二卷等(14),后来又发表《游仙窟和张文成的事迹考证》(15)。中国本土学者研究《游仙窟》,始于1929年。(16)神田氏对《游仙窟》的研究,早于中国学者十多年。金子彦二郎主要研究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其《白氏文集和日本文学》(17)和《白氏诗文在平安时代繁盛期的流行》(18)是白居易研究中颇有分量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