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可持续性，作为城市社会学和城市规划的一个研究主题，一直关注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经济和政治关系、公共信任的生成、治理的去中心化以及居民归属感等可持续性问题（Dempsey，2011；Manzi，et al.，2010）。空间的可持续性则特别关注在空间上多元的城市样态，以及理解这些多元样态对人口密度、公共物品的分布及分配有哪些影响（Hillier，2009；Meegan and Mitchell，2001）。具体来说，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可持续性发展往往从经济的持续增长所带来的能源和资源风险、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福利失衡、环境压力、环境污染以及文化传统的延续与断裂等角度展开（洪大用，2010：21-26）；而在城市规划学所讨论的城市可持续性则更集中在城市化所带来的种种影响上，认为城市可持续性反映了“世界城市化与全球可持续性之间日益增长的内在挑战”（杨东峰、殷成志，2010：64-65）。 已有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可以被总结为以下几种：1）从环境的视角出发，城市可持续性被表述为应该通过经济、社会和物质环境的相互协调，致力于实现三者共赢的状态；2）从系统视角出发，城市被认为是由经济、社会和环境等三个逐级嵌套的子系统组成，城市可持续性意味着所有的经济活动应该有效融入社会进程，进而满足外部环境的基本限制；3）在政治视角下，城市可持续性则需要引进制度治理的模式，处理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矛盾冲突，实现多方利益的公平性（杨东峰、殷成志，2010：66-69）。现有的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分析多采取一种“由上至下”的分析方法，从宏观的政策、制度设置、环境与经济制衡等角度进行，缺乏从居民的角度、将一个社区看做一个整体、用相对系统的观点来考察涉及可持续发展的管理、规划政策是否协调、如何具体实施的，以及需要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素是否得到兼顾、效果如何。 本文是一项欧盟资助的关于城市化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子课题①，核心的关注点是城市化如何改变了居民的传统生活方式，②昆明是四个项目点之一。昆明的城镇化近年来进入了“提速”、“加快发展”和“大跃进”时期，③2009年，市辖区有466.6万人口，④到2011年达到726.31万人，到2020年可能成为奔向千万人口的大城市。⑤按照新昆明城市发展战略的要求，昆明的城镇化率要从52%提高到81%，主城区从现在的180平方公里发展到“一湖四片”现代新昆明城市区的460平方公里。⑥同时，昆明快速城镇化的发展也包括作为新型都市区的呈贡新区的建成，对336个城中村的加速改造，大规模的搬迁安置，道路改造，环境治理，等等。本文选取了在昆明的四个居委会所管辖的社区为田野调查和收集资料的基础⑦，结合其他地区的调研资料，重点讨论了居民对于快速城市化发展的日常体验，了解他（她）们与居委会的关系、与其他居民或组织间的冲突、环境质量（住房、公共空间）、公用事业、安全、归属感和对市区重建计划的看法（包括拆迁和安置）。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该项目对居委会的选择兼顾了城市中心和城市边缘（考虑到中心与边缘地带城市化进程的差异性），目的是尽量涵盖不同类型的社区和选取复合型的社区人员组成——以中低收入人口为主，混杂富裕的居民和流动人口。每个社区的调查时间为两个月，对居民区的选择是为了更广泛的覆盖与城市化相伴的住房条件的改善，以及深入把握居民与居民之间、居民与居委会以及与其他组织间的复杂关系。同时，调查还涉及了不同级别的规划部门、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成员，兼顾城市社区形成中的管理和规划的双重视角也是本研究的特殊之处。 一、城市社区的形成背景 （一）居委会与社区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区经历了“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的转型（吴群刚、孙志祥，2011：32-63），而对于社区兴起后的居住区分类，可以包括“单一式单位社区”、“混合式综合社区”、“演替式边缘社区”以及“新型房地产开发型社区”，等等（董小燕，2010：41-43）。对于以居委会为核心的社区管理体系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试验。197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申了城市居民代表委员会的组织章程，指出，“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989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完善了相关规定，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之间管理的责任，促进“社区”的形成，减少了居委会的数量，扩展了其规模（Wu，2002：1071-1093）；1998年国务院的政府体制改革方案确定民政部在原基层政权建设司的基础上设立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推动社区建设在全国的发展；200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而民政部对于“社区”的界定就是居民委员会所管理的小区（侯岩，2009：33）。 居委会的大小和所管辖的人口规模在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城市之内的区别非常大。改革之后的社区居委会不是被标准化了，而是被制度化了，替代了之前的单位（城市）和村委会（农转城）来管理新形成的城市社区。事实上，居委会在实践层面往往指代的是“两委一站”，即党委、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的管理模式，两委一站的员工往往是重叠的，有些既是居委会的成员，又是工作站的雇员。因此，在实践层面，居委会的角色往往是双重的，既是一个自我组织的实体，又是一个政府派出的工作站。在昆明居委会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居委会的全职人员数量相对很少但居委会的任务繁杂，所以大量的工作需要依靠志愿者和薪水很低的员工，而他（她）们要负责的工作往往包含了党群教育、社会救助、计划生育、环境健康、就业培训、社会保险等大量事无巨细的工作。 自2003年公开投票选举以来，党支部需要动员居民去投票选举居民代表或居委会成员，但居民参与的热情大大减弱，这在我们调查的所有居委会都有所体现。现有研究也验证了这一发现：如Bernard Read在北京的研究发现居委会候选人是由街道办事处挑选的或者居委会内定的（Read，2012：75-76）；Gui，Chang和Ma在上海的研究也发现：居民投票选举只是为了“给他（她）们（楼长或小组长、支部书记和成员、居委会成员、志愿者和候选人们）面子；帮助他（她）们完成选票登记的动员和投票工作”（Gui，Chang and Ma，2006：16）。支部或者退休的成员花了大量的精力在志愿者中间进行动员工作，而大多数是在退休人员中间。而近年来社区工作倡导专业化、年轻化的趋势（员工必须在50岁以下），社区工作中的文案工作也大量增加，包括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等等。但是专业化的趋势使社区工作人员不再像以前一样往往由居住在社区的人员兼任，这意味着在工作之外，社区工作者很难与社区大部分需要外出工作的居民有任何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