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心理学，顾名思义，就是国际政治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自从冷战结束，特别是2000年以来，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前沿进展主要受到两方面的驱动：其一是心理学及其相关学科理论的进展；其二是重大国际政治事件的刺激。前者主要包括情感与情绪的神经科学研究，对于情感及情绪作用的重新审视，以及进化心理学、生物学等学科对于政治行为和心理的研究进展，从而重构了一些经典的国际政治理论假定，比如情感与理性的关系、国际政治的进化逻辑等。而20年来的国际政治现实，促使欧美及中国学界拓展了心理学理论的应用领域，比如国际恐怖主义、中国文化心理的经验研究等。总体来说，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前沿研究越来越具有理论创新的潜能，已经对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构成了重要的挑战，同时一些核心的国际安全概念，比如理性、信任、权力、认同等，都得到了心理学视角的有益补充，而且，政治心理学在国际安全领域的新议题解释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① 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前沿研究，主要集中于安全研究和决策分析领域，政治经济学等低级政治领域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因此，相关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仍然集中于安全研究的经典议题，比如威慑心理学、声誉、安全困境、信任、归因、群体关系研究等②；在现实经验研究方面，传统的欧美中心特点有了更多的改观，因为随着中国的崛起，需要解释中国政治心理和文化背景下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关系事实，诸如中国政治领导人心理、中国的决策与战略等。同时，受文化心理学的影响，文化与心理因素如何影响中西国际关系事实，成为中国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这也是国际政治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即关于文化差异的理论讨论和经验研究：政治心理因素到底是普适的还是独特的，心理因素能否上升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因素从而发挥结构性的作用，成为中国和西方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分歧点。总而言之，近20年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发展，一方面传承了传统的经典研究议题和理论，同时又在心理学研究进展以及重大国际安全事件的推动下，在理论和现实应用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在研究方法上，传统的案例研究仍占主导地位，但在政治心理学中定量和实验方法广泛普及的背景下，国际政治心理学越来越注重定量和实验方法的引入，这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趋势，也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如何权衡传统方法和新方法的一些辩论。③ 一、情感理性的重构 一般来说，政治心理学是与理性选择理论相对立的一种“非理性”研究视角，因为它关注的是行为体的非理性和有限理性特性。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心理学路径以及心理因素是非理性的，唐斯(Anthony Downs)就把理性人定义为排除了人的心理因素，比如人格、情感以及复杂动机的行为体。④在这种传统的主流路径看来，政治心理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反理性选择理论，强调作为心理人的行为体，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体，都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或绝对的理性状态。比如，完全理性要求行为体拥有或掌握所有的信息，但现实中，人们并不拥有这种收集和整理信息的能力，而且，因时间、环境和认知能力的局限，无法按绝对理性行事。在对系列可得的信息进行比较后，被选择的往往是最为满意的一个选项，而不是实现效用最大化。这就是著名政治心理学家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的“满意”原则。⑤遵此逻辑，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都是强调人的非理性或有限理性特征，分析心理因素如何导致人的认知局限以及决策的非本意后果等等。所以，早期的研究均是在这种非理性或有限理性的基础上讨论心理学的贡献。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由于神经科学的进展，即借助于认知神经科学或情感神经科学的先进实验技术，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人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当前的技术已经可以将大脑的黑箱打开。在此背景下，我们明白了为何人们具有喜怒哀乐的情感能力，诸如移情、同情等情绪体验。⑥最为著名的是达马西奥(Antonio R.Damasio)关于情感与理性关系的研究。这位顶尖的神经科学家，通过系列实验发现即使一个人具备完整的认知能力，比如记忆、注意、思维等，但是只要他缺乏情感和情绪的能力，那么他的判断和决策能力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特别是他的人格特质就会改变，而且会出现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的混乱情况，即没有了社会规范的意识。他犹如一台计算机，经常进行非常精细的成本效益分析，但是无法作出一个简单的决策或判断。在经典的《笛卡尔的错误》一书中，达马西奥援引了病人埃利奥特的情形，从而证实了上述判断。这彻底颠覆了西方哲学传统上关于情绪与理智对立关系的看法，指出情绪是理性的基础。⑦比如，在欧美广为流行的《星际迷航》电视剧和电影中，斯波克代表的是理智的逻辑力量，而人类则受制于情绪，经常做出不理性的举动。 情绪和情感性质的重新建构，为我们重新思考国际政治研究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及其逻辑带来了一种划时代的革命。因为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假定——即理性必须排除人的心理，特别是情感因素——是错误的。因此，最近10余年来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尤其关注情感和情绪对于理性选择的积极作用。在这一领域，默瑟(Jonathan Mercer)和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是代表性的人物。⑧他们提出，受神经科学中关于情感与情绪的理性作用的启发，情感与情绪在政治世界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一个理性的行为体，无论是国家还是领导人，都是一个情感体或情绪体。所以，如果不考虑国家的情感和情绪因素，我们则难以理解它们为何能做出理性的决策。这将国际关系研究带入了一种所谓的“情感转向”阶段。⑨情感是一种人类独特的体验，基于不同的分类标准，我们可以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进行分类。比如，可以区分为个体的情感和集体的情感、基调情感和状态情感等类型。总之，当前我们已完全认识到并接受了情感和情绪的理性作用的观点，试图重新思考理性选择理论的逻辑。 在研究了情感或情绪的理性本质或作用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作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或本体性地位的心理因素或变量，情绪与情感是否具有理性的能力呢?比如，它能否促进理性决策的形成?能否促进合作的形成?对于国际关系的合作、联盟、和谐以及问题解决等，情感和情绪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等等。针对这些理论性的问题，政治心理学家开展了大量的中层理论研究，并紧密联系相关的经验事实，比如郝拓德(Todd Hall)的研究集中于情绪的战略性功能或理性能力。德国向以色列的道歉，实际上并不符合德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但是它促发了德以的和解，而中日之间却缺乏这种情感的表达；中国和俄罗斯向遭受恐怖袭击的美国表达了同情，由此促进了它们与美国的双边关系的改善和合作的形成。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