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34 文献标识码：A 要回答“谢林是否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这个问题，首要的任务在于界定什么是“浪漫主义者”，或确定“浪漫主义”的根本特征。作为19世纪的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浪漫主义不仅越过了德国的范围，席卷欧洲各国，而且在文学、音乐、绘画、哲学、宗教乃至经济和政治等领域都有丰富表现。无疑，要为这整个浪漫主义运动找出一些共同的根本特征，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人们就不可避免会制造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标准，随意地把这人或那人、把这物或那物归人“浪漫主义”的名下。到头来，这种东拉西扯、乱扣帽子的做法，就像卡尔·施米特所讽刺的那样，本身就是浪漫主义的表现，或者说是浪漫主义思维方式本身造成的一个结果。① 同理，当很多人把谢林称作一个“浪漫主义者”，或许这已经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做法。试问这个界定是依据什么标准呢？难道仅仅是因为谢林早年曾经与德国浪漫派圈子交往甚密？还是因为谢林天才横溢，并未局限于枯燥死板的学院派哲学，而是同时也在艺术和宗教的领域里大展身手？又或许是因为谢林和其他德国浪漫派一样，行事为人桀骜不驯，有时思想过于奔放和怪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样一类“标准”，就可以发现它们是多么武断随意。 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根本特征”，惟有以之为基础，才可以裁定谢林是否归属于浪漫主义的阵营。换言之，我们需要的是学理上的证据。如果人们这样做了，那么这至少是一个值得赞许的努力，暂且不说这些证据具有多大的说服力。比如最近德国学者K.舍尔琴格(Klaus Scherzinger)在其论文《浪漫主义哲学家谢林》里面就明确说道：“谢林之所以成为‘浪漫主义’哲学家，原因在于，他作为思想家抓住了浪漫派所感受到的与自然的紧密联系——这就是诺瓦利斯、蒂克、艾辛多夫等诗人以诗的形式、卡斯帕·大卫·弗里德利希等画家通过画笔、卡尔·玛利亚·冯·韦伯和弗朗茨·舒伯特等音乐家通过乐谱记录下来的东西——，以便为精神之诞生于自然提出一个哲学的证明。”②在这里，舍尔琴格似乎找到了一把关键的理论钥匙，即“精神与自然的紧密联系”或“精神诞生于自然”，然后用它把谢林和德国浪漫派串联起来。但他的思路显然是有问题的。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并不是德国浪漫派先具有这个思想，然后谢林把它抓过来，毋宁说这个思想是谢林的创新，而诺瓦利斯和其他浪漫派后辈正是因为接受这个思想才摆脱了他们之前一直倚靠的费希特哲学，因此这里严格说来应该称浪漫派是“谢林主义哲学家”，而不应该反过来称谢林是“浪漫主义哲学家”(这两种不同说法显然包含着不同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再者，即便精神和自然的同一性是谢林和德国浪漫派具有的共识，难道这不同样也是黑格尔的思想吗？如果以此为标准，是不是也可以说黑格尔是一名“浪漫主义哲学家”呢？由此可见，所谓的“精神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并不是德国浪漫派的根本特征，至少人们不能以这个思想为标准来裁定一名哲学家是否属于“浪漫主义”。 如今我把考察范围限定在“谢林与德国浪漫派”这个视域之内。在这个前提下，我所关注的重点也不是谢林与德国浪漫派圈子的实际交往情况，而是专注于他们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这两个最核心的方面，看看他们的思想是否具有一些共同的根本特征。 但在这里还有一个方法论上的重要问题需要予以说明：如果我们想要证明A和B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同一个思想派别或思想阵营，仅靠指出A和B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是不充分的(哪怕这些特征非常重要)，毋宁说我们还需要指出C、D、E等等不具备这些特征，这些特征仅仅出现在A和B那里，如此才能够达到证明的目的，同时也表明了C、D、E等等不是归属于这个派别或阵营。刚才举的那个例子，“精神和自然的同一性”，就是这样一个不充分的证据，因为它并不是谢林和德国浪漫派独有的思想，而是被别的哲学家比如黑格尔所共享。盖言之，如果想要证明谢林属于浪漫主义，那么必须找到谢林和德国浪漫派共有的且独有的一些根本特征；反过来，如果我们能指出德国浪漫派圈子内部共有的、独有的，同时却与谢林不同的一些根本特征，那么我们就能证明谢林不是属于浪漫主义。相应地，任何没有进行这份预备工作就把谢林和德国浪漫派混为一谈的做法，只不过是用自己的糊涂让读者更加糊涂罢了。③ 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找出以F.施莱格尔、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德国浪漫派的哲学—宗教观点的根本特征，然后看看它们是否也适用于谢林。为了不致让我们的眼光迷失在以上几位思想家的庞杂而支离破碎的表述之中，我希望开门见山就提出我所认识的德国浪漫派哲学的独有的根本特征，即这是一种以“糟糕的无限”(schlechte Unendlichkeit)为标志的哲学：由于它以一种“恶劣的”方式亦即分裂的方式理解“无限者”，因此处于各种无限分裂的“恶劣状态”之中，比如有限者与无限者的分裂、个体与整体的分裂、主体与对象的分裂、现实与理想的分裂、自由与必然性的分裂等等。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无限”，对于德国浪漫派而言当然不是一个严格的、明确的概念(他们本来就拒斥任何这类东西)，而是泛泛指向一个最原初的、整全的、绝对的、肯定性的东西。施莱格尔说：“古人贬低‘无限’，因为他们把它等同于‘不确定的东西’，然而‘无限’其实是一个无限确定的东西，不仅是可规定的，而且也作出规定并得到规定。”④这个东西在不同的语境下也可以被称作“上帝”、“大全”、“世界”、“混沌”、“体系”等等。按照这个理解，“无限”本来就是古代以来的各种哲学和宗教所追求的目标或理想，但德国浪漫派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特征”体现在，他们认为这个追求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说这个任务的意义恰恰在于它是不可能完成的。用施莱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如果谁想要追求某种无限的东西，那么他并不知道他想要追求的是什么。”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