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60(2015)02-0046-05 台湾的乡愁文学，与遗民文学是相互关联的。[1]100台湾三百年的文学历史，无论是明末清初以沈光文所代表的抗清文人志士所留存的怀乡诗文，还是日据时期抗日反日的文学作品，甚至20世纪50-70年代乃至80年代后台湾文学中时隐时现的浓重、感伤的文学“乡愁”，都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流亡意识‘和思旧情怀”、形成了“台湾文学特殊‘移民性格’和‘遗民性格’”，构成了“台湾文学繁衍不息的重要文学母题”。[1]11明末以降，台湾社会文化中积淀了数代汉“遗民”知识分子的思想遗存，遗民意识构成了台湾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中最底层的集体无意识。“遗民”群体，是汉民族知识分子在改朝换代的剧烈政治动荡的历史时期，以坚持原有政治价值取向与文化信念所构成的独特政治文化群体。遗民的潜意识，构筑出台湾文学的魂魄，而“文学乡愁”意象，寄予了汉族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精神本质，其文学原型则是“遗民文化”。台湾社会的遗民文化特性，决定了孤岛上汉族知识分子藉文学的“乡愁”抒发悲愤压抑的遗民政治意识、表达叛逆抗争的遗民历史意识、反映遗民群体灵魂无所依存的“孤儿”社会意识。 一、“乡愁”隐含了“不可为而为之”遗民政治意识 政治意识，是遗民文学“乡愁”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结。 台湾是典型的汉族移民社会，其社会文化思潮所隐含的潜意识是汉族遗民文化历史意识。生活在台湾的汉族族群特殊的历史记忆，不同于中原主流汉族社会文化的历史意识，台湾三百年来的悲痛孤岛历史，导致台湾汉族族群的政治价值取向，徘徊在“民族”与“非民族”、“家国”与“非家国”的矛盾之中。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组成部分，以其虚拟的形象与环境，表现作者的社会理想与政治诉求。台湾的乡愁文学，投射了汉族知识分子强烈的政治意识。因此，台湾文学的“文学乡愁”，蕴含了诸多政治意识与政治意愿，包括政治认同、民族认同，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政治文化、民族价值取向等，从反清的明郑时期到日据反日时期，再到“二蒋”时期，文学“乡愁”的政治意识顽强地存在着，其中还包含了“不可为而为之”的“复国”的政治意念与逆历史而行的叛逆性历史意识。 明末清初，清兵节节南下，南明抗清志士撤往台湾，他们带去了中华文化的种子，台湾文学创作出现第一个高潮。赴台明遗民的这些早期诗文，也就是遗民文学，反映了遗民的社会生活与情绪情感，表达了他们的政治志向，而文学乡愁与此结伴而生。被誉为台湾文学第一人的沈光文(1612-1688)①是浙江宁波抗清志士，他在台湾传播中华文化功不可没。在沈光文的诗文中遗民政治意识较为鲜明，其一是传播遗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其《感怀》一诗中所表达的：“采薇思往事，千古仰高踪。放弃成吾逸，奉迎有昔庸。”②就以宁愿饿死首阳山而不食周粟的商朝遗民伯夷、叔齐的典故明志，诗中“伯夷、叔齐”意象，既表达了作者对民族母体文化精神的追寻，又显示坚守政治忠诚的操守。其二是表达抗清复明的“复国”政治信念，如《见博者》：“好将孤注作机关，名士清谈未是闲。驿骑但能传捷报，出游何必不东山。”诗用谢安之典表达作者东山再起抗清复明之志。其三抒发对大陆故土的无限依恋。沈光文开拓了台湾文学“乡愁”的母题。他笔下乡愁，是生离死别之愁，是亡国亡家之愁，如《怀乡》：“万里程何远，萦徊思不穷。安平江上水，汹涌海潮通。”诗以诗人永远回不了故乡的悲情，而寄乡思于海水，联想台湾的安平江由海潮通往宁波甬江。另外，《赠友人归武林》中，同样表达了类似的乡愁意境：“去去程何远，悠悠思不穷。钱塘江上水，直与海潮通。”以上三类诗中，文学“乡愁”忽明忽暗隐现其间，所表达的是遗民政治观念。遗民中，具有代表性的文人还有卢若腾、徐孚远等。复国诗中，郑经的五绝《满酉使来，有不登岸不易服之说，愤而赋之》：“王气中原尽，衣冠海外留。雄图终未已，日夕整戈矛。”仍有铿锵豪气，而同为遗民的明太祖后裔朱术桂，却道出了复国无望的绝望的“乡愁”《绝命词》：“艰辛避海外，总为数茎发；于今事毕矣，祖宗应容纳。” 日据时期文学“乡愁”主要表现在守护和传播中华文化方面。 1915年的“余清芳事件”③后，台湾抗日武装斗争结束。日本殖民者以“皇民化”文化高压，迫使台湾人成为新“日本人”，而1937年汉文被废止。维护、延续中华文化道统，不与日本殖民者合流成为台湾遗民艰难的重任。此时，遗民的原乡情结和坚守中华文化意识，始终盘踞在这一时期的台湾主要文学观念中：充满着孤独的抗争、渺茫的期待与悲壮的感伤。而这时期的赖和、张我军、吴浊流、龙瑛宗、吕赫若等代表作家的作品中弥漫着遗民的悲苦情调，而遗民固守“故国”政治操守的潜意识投射在文学“乡愁”意象之中。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反日爱国与中国大陆人民抗日救国环境存在巨大差异，大陆人民抗日，有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政府的有效依托，而台湾民众的抗日爱国，隔着台湾海峡，在日本殖民者的高压统治下，处于秘密和自发状态中，爱国知识分子出于遗民的一片“汉魂终不灭”的“孤忠”之心，这种爱国主义更为艰难。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中，胡太明在壁上所提诗句“同心来复旧山河”，就反映了遗民潜意识中对故国的呼唤与对民族存亡的焦虑。 20世纪50年代后，台湾文学“乡愁”的政治意识表现得十分复杂，其遗民性显得隐晦而多变。 从台湾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学流变中，可以看到文学“乡愁”嬗变的路径：在“战斗文学”、“女性文学”中滋生，其后蔓延至“现代派”文学与“失根文学”，为台湾“乡土文学”思潮的渊薮，并影响台湾“本土文学”的成长。此阶段文学“乡愁”思潮的出现，源于两岸的隔绝与岛内政治文化高压生态，以及台湾所谓“中华民国”在70年代被国际社会的边缘化。此“乡愁”文学叙事，一方面反映了追随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知识分子的大陆“原乡”心结；另一方面则是与台湾知识分子对60、70年代台湾岛内社会政治状况不满与岛外国际地位式微的反省有关。文学“乡愁”是这种社会心理的辐射。 而20世纪50年代的“战斗文学”几乎就是政治文学，以反共复国为宗旨。此类文学中最具艺术性的，要数文学“乡愁”所再现的原乡意境，而这种原乡追忆，却是一种复国的暗示。 台湾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文学乡愁”，无论其政治价值取向如何，其本质都含有屈原“哀郢”式的“悲情”，也有屈氏“复国”而“上下求索”的政治意识，一种汉遗民“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藉文学“乡愁”而投射其信念理想与意志操守，将其抗争的叛逆精神传布给读者。当强大的冷酷的现实浇灭理想的激情火焰之后，文学“乡愁”则反映遗民精神家园失落的“无根”悲情，白先勇笔下湖南老兵王雄“赶尸”投河，难免让人联想到屈原绝望中自沉湖南汨罗江。而台湾乡愁文学从作者个体“怀乡”经验的投射，到追求政治理想、政治诉求，再到历史意识的觉醒，进而上升到哲学境界追寻精神家园，是遗民文学精神从现实境遇到精神追寻的升华之路，是台湾文学“乡愁”演绎发展的一条隐形路径，折射了文学“乡愁”的遗民文化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