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事 《我爱比尔》①开篇有一段自然风景的描写： 缓慢起伏的丘陵的前方，出现一棵柏树。在视野里周游了许久，一会儿在左，一会儿在右。其余都是低矮的茶田，没有人影。天是辽阔的，有一些云彩。这是通过坐在大客车上的阿三之眼所看到的风景，这风景虽然是动的，却又似乎是一幅静止的油画，它与主人公阿三的专业似乎相关——阿三毕业于师范大学的艺术系，是上海滩20世纪80年代小有名气的青年画家。这一由柏树、茶田和空旷的丘陵构成的风景在小说中还出现了两次，一次是阿三在劳改农场深夜难眠之时：“那远处的山黛，看多了，便觉出一股寂寞，茶林也是寂寞的，柏树是寂寞之首。”一段是阿三逃离农场之时：“模糊中，她看见一片广袤的丘陵地带，矗立着柏树的隐约的身影。”这几处景物描写让我感兴趣的地方并不仅仅在于它们与人物的身份和情绪如何之切合，而是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且可印证的“事发现场”，通过这个“现场”，我们或许可以解开《我爱比尔》写作发生学上的一些小秘密。作出这样的推断是有其理由的，如果我们碰巧阅读过王安忆1989年底在上海白茅岭监狱②的采访手记《白茅岭纪事》③，就会发现《我爱比尔》中的几处景物描写与《白茅岭纪事》中的景物描写几乎一模一样。 《白茅岭纪事》开头是这么描写的： 可是展目望去，只是低矮起伏的茶林和稻田，几棵柏树孤零零地站着，被骄阳最后的光热，烤灼得焦枯了。以后才知，这是丘陵地带。 在一些夜晚，发生过犯人和劳教逃跑的事情……逃犯们是怎样窜过低矮的茶林，身后的柏树好像一张剪影，天空没有月亮。 客车走在途中，窗外的风景也已漠然，低矮的茶林一望无际，显得荒凉，柏树总是孤独地一株两株，久久停留在视线中。从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阿三坐在客车上要去的地方，其实就是白茅岭女子监狱。王安忆在20世纪90年代有两部作品涉及女性的性犯罪问题，一是《米尼》，二是《我爱比尔》。根据王安忆在《白茅岭纪事》中的叙述，我们知道米尼的原型与故事完全取材于在这一女子监狱的采访所得，但很显然，女子监狱的所见所闻比《米尼》丰富得多，也就是说，《米尼》的创作完成还远远没有穷尽女子监狱的采访经验，实际上米尼的故事只是女子监狱中一个有混血基因的女子(其母亲是缅甸人)的故事翻版。类似的采访对象，在《白茅岭纪事》中至少提到了七八个。 我注意到在这些采访对象中有一个有些神秘的色彩，她是《白茅岭纪事》中第一个出场的劳教犯。“这一天开始了采访，许多人向我们推荐二中队的一名女劳教，这是使人感到非常头痛的一个角色，她们描绘她道：她的气质显然同一般劳教不同，很文雅，长得也很清秀，肤色白净，高鼻大眼，说话毫不粗鲁，教养很好似的，从不与人争吵，也不与干部顶嘴，然而却也不听从指挥，自行其是。”“她声称她会英语，时常以英语回答队长的问题，弄得人不知所措，这天，队干部们正在讨论针对她专门成立一个严管组，一天二十四小时监督，住单人房间，直到她听话了才归队。同时，她们又很怀疑她精神是否有毛病，想找个医院为她做精神病鉴定。”这种描绘很容易让人想到接受了良好教育且有艺术气质的阿三，有意思的巧合是，阿三的英语是说得非常好的。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疑似患有精神病的女劳教犯似乎被王安忆念念不忘，因为在篇幅不长的《白茅岭纪事》中她被数次提到： 大队长就宣布严管组成立，第一批严管对象有两名，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上午领教过的那位文静的女孩。会后，听中队长们说，当她听见她将进入严管组时，陡地红了脸，神色紧张。她们说：看来，她精神很正常啊!当我们回到二中队时，她正整理好了东西，等待有人带她去严管组。这时，她已镇静下来，和声细气地答应着队长的叮嘱，还向我们微笑，我想，她如不是真正的精神病，那就是精神能力格外健全的。 早上十点钟左右，去宣城的车开动了。那女孩穿了豆沙色的上衣和淡黄的短裙，去宣城精神病研究所做鉴定了。我看见队长整理她的材料时，还准备了一副锃亮的手铐，队长很熟练地检查着手铐的开关，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手铐发出嚓嚓的响声。那女孩是背对着我走向汽车的，我看不清她的手有没有被铐上，望了那车一溜烟地开上土路，卷起一尾尘土，心里沉甸甸的，不知该希望她是精神病好，还是不是精神病好。王安忆为什么对这个女劳教犯人念念不忘？也许原因在于，她虽然不是唯一的气质上佳者，但却是唯一的以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来面对采访的人。从采访一开始，她就用一种非常柔婉的形式回避王安忆的提问，一直到采访结束，所能了解到的她的信息也就是档案卡里面记载的：“她进来的原因是偷窃和流氓，原单位是上棉十三厂，一九六三年生，判一年半劳教，因表现不好延长三个月”(如果推算一下小说中阿三的年龄，大概也就是和这个女劳教犯差不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提供或者讲述任何(完整)故事的她者。王安忆在她身上实际遭遇到了一种失败，在采访的开始，王安忆其实是有不一般的动机的，那就是：“她们建议我们与她谈谈，从她们信任的目光中，我感觉到了期望，她们说：你们作家和她谈谈，会不会有结果呢？……我很想试一试，我想到有一些读者曾把我们当做医生，将他们的困惑和忧虑告诉我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治疗。也许，我想，我能够洞穿并制服她呢？”但是很显然，她不仅没有洞穿她，更没有制服她。在采访手记中，王安忆一再提到米尼的故事，似乎米尼是她在这个采访中的一个异常成功的“斩获”。但我在这种反复强调中看到了某种不安，因为正如前面所言，米尼并不能穷尽，或者说也不能克服她面对那个文雅而沉默的疑似精神病的女劳教犯所遭遇到的“创伤”，这可能构成了一种记忆，而当她在《我爱比尔》的开篇就那么自然地写到了白茅岭女子监狱的风景之时，她其实又回到了那种记忆和失败之中，她遭遇到了某种写作学上的创伤，而阿三，不管她的原型是否来自那个不说话的“采访对象”，但是在其潜意识中，她似乎就是那个女劳教犯的某种化身，她现在开始开口说出其故事。对于王安忆来说，这个故事是一种填充，其对象是在白茅岭采访中所遭遇到的那些沉默的空白；这个故事也是一种克服，克服因为那种“没有故事”可供言说和书写的恐惧；同时，这个故事还是一种洞开，至少在创作《妙妙》、《米尼》、《我爱比尔》这些作品的时刻，王安忆试图展示一种更社会化的视域，即使她做的并不是那么如其所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