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02-0113-07 五四新文化的主题是个性与自由，在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的多个时段不断重复的主题却是国家与革命。这样的转折出现在1920年代中期，郭沫若则是典型代表。曾经激荡着“五四狂飙”的郭沫若自我否定，转向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文学”，这通常被视作中国现代文学转折的典型事件。至于转折的原因，则一般被解释为郭沫若阅读和翻译国外的思潮与无产阶级文学观念的结果。1924年，郭沫若从翻译日本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开始，“对于文艺怀抱了另外一种见解”①。为了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他系统地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还试图用五年时间翻译《资本论》。自此以降，个性主义的、浪漫主义的、“为艺术”的郭沫若开始演变为群体意识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和功利主义文学追求的郭沫若，“国家”与“革命”的主题成为郭沫若思想与文字的首选。 郭沫若的这一转折并不只是思想和概念的替换，其背后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巨大转换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迁的宏大历史。仅仅透过书籍的阅读和知识的转换显然无法说明这种历史转折的深刻缘由，而且如此重大的转折也绝不会只有某一种单纯的源头，其中渗透的是知识分子的多重精神状态与复杂的人生选择，需要仔细的辨析。郭沫若思想转变过程本身就从属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文化更新到社会革命的繁复历史进程，同时也来源于与其他知识分子群体的人际交往与思想互动。换句话说，一般的文字渊源和文学比较并不能真正解释郭沫若转变的奥秘，对郭沫若思想转变的认知有必要置放在“纯文学”之外的历史文化的大框架之中，这种跨出个人趣味，在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思想的丰富场景中梳理文学现象的方法，一般被称作“大文学视野”。借助大文学视野，郭沫若思想转变中一些被忽略的细节与思维特点有可能浮出水面，而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变化甚至影响了郭沫若的一生，并对理解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心态不无帮助。 “政治经济学”的认同与歧路 郭沫若的转变以文艺观念的自我否定为明显的标志，它本身却根本不是一个“文艺事件”。如果说，当年创造社同人汇聚、引领“文学革命第二阶段”体现的是一些理工医科留日学生的“文学理想”②，是中国现代文学面向“纯文学”方向的重要诉求；那么，此时此刻文学观念的转折却可以说是来源于一种“政治经济学认知”，而促成这种转折的则是一群研究政治经济的中国留学生——孤军社同人，也就是说，郭沫若文学思想的转折源于文学之外的社会交往与思想交流。问题是这种交往和交流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创造社同人范畴，因此辨析起来也需要有特别的耐性与仔细。 孤军派的诸多成员都是东京帝大经济学科的学生，不少直接受教于日本著名学者河上肇。受其影响，他们一度就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展开了大讨论。后来的《孤军》杂志从第2卷1期(1923年12月)开始到终刊号(1925年11月)共15期，连续辟专栏“经济政策讨论”。该专栏中关于中国经济模式及发展路向的论争，被日本学者认为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深化到了探索研究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社会现状的阶段。③这一思想运动的背景对郭沫若至关重要。郭沫若很早就结识了孤军社健将李闪亭，虽然他那时对这位“中国马克思”的理论还不甚了了。郭沫若的记叙是： 这李闪亭是冈山六高的旧同学，进的是京大经济科，要算是河上肇的弟子。在冈山时我们同住过两年……进了京大，京都的同学们又称他为“中国马克思”了…… 我暂时寄寓在“中国马克思”的寓里。不幸我得了急性肠加达儿，那天整个下午不能行动。那时我对于马克思学说还是门外汉，夜间我同“中国马克思”并枕睡着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些“唯物史观的公式”，说了些“资本主义的必然的崩溃”，又说了些“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得似乎并不怎么地把握着精髓，我听得也就千真万确地没有摸着头脑。他劝我读河上肇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④后来，郭沫若数次旁听过孤军社同人的讨论：“那里的同人大都是同学，而且多是专门研究政治经济的人。特别是那位陈慎侯，我觉得他是一位有趣的人物。”⑤陈慎侯是《孤军》的创办人，而《孤军》又是郭沫若居中引荐到泰东书局出版的，所以他一度被“视为了准同人之例”。⑥1922年8月8日，就在《孤军》出版前夕，“孤军派”陈慎侯不幸去世，10天后郭沫若作诗剧《月光》，题辞是：“此稿献于陈慎侯先生之灵。”《月光》中的博士先生筹办《孤灯》杂志，“想擎起一把火把在那旷野里驰骋，使狼们见了火光早早退避，使人们见了火光早得安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一直向前”，显然就是喻指陈慎侯。⑦此后，《孤军》由何公敢主持，郭沫若给予了大力支持，包括题写刊名，在上面发表作品。1924年的四五月间，郭沫若在日本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自此以后便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⑧，而此书的原本就是来自孤军社的林灵光。著作译毕，郭沫若还致信给何公敢，自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心益见坚固”，“深信社会生活向共产主义制度之进行”“是必然的路径”。在此时，孤军同人依然是他愿意分享的思想同道。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