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南腔北调集》的《题记》(1932年12月)中交代以“南腔北调”为集子命名时写道：“静着没事，有意无意的翻出这两年所作的杂文稿子来，排了一下，看看已经足够印成一本，同时记得了那上面所说的‘素描’里的话，便名之曰《南腔北调集》，准备和还未成书的将来的《五讲三嘘集》配对。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这是不足为训的。”①虽曰“不足为训”，这一“积习”却从来没有改掉，在“三闲”与“二心”、“伪自由书”与“准风月谈”之中，反而还仿佛能看出些自得其乐的意思。 在鲁迅的众多表述中，“积习”一语反复出现，从自我反省到对这一反省的背叛，“积习”与“油滑”相类，构成了一种含混、悖反又捉摸不定的言说方式。“积习”作为一种修辞，在其字面意义与背后所指之间，存在着多重指涉又游移不定的复杂空间。回到“积习”一语所针对的具体问题与言论语境之中，则可见出鲁迅在不同场合、文体及其背后的言说姿态、策略与针对性考量之间的张力所在。而在这诸多前提之下，这一言说方式也将从一种修辞表现，最终上升到文章结构乃至风格的层面。 一 “积习”：否定性的自我指涉 鲁迅常以“积习”一语对其写作进行自我指涉，并以《写在〈坟〉后面》(1926年11月)一文中的解释和表白最为详尽： 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② 此外亦有“未忘积习而常用成语如我”③一类的表述，也曾在《“感旧”以后(下)》(1933年10月)一文中，以此指称新文化运动初期一些文白夹杂的作者： 五四运动时候，提倡(刘先生或者会解作“提起婊子”来的罢)白话的人们，写错几个字，用错几个古典，是不以为奇的，但因为有些反对者说提倡白话者都是不知古书，信口胡说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几句古文，以塞他们的嘴。但自然，因为从旧垒中来，积习太深，一时不能摆脱，因此带着古文气息的作者，也不能说是没有的。④ 这些表述首先指向的是在“文辞”的层面，由“作对”、“常用成语”等带来的“字句”、“体格”上的“古文气息”，有时也会继而将批判的笔触延伸到“文辞”背后的“思想”层面。而无论具体的论述方式如何，称之为“积习”，便首先在显性的字面意义上传达出一种负面的态度。然而，与这种字面上的负面意义相对，却有两方面的事实值得注意。一是鲁迅自身态度的游移乃至反转：称“积习”是“不足为训”的，却继续在书名中玩些字眼上配对的把戏；称“积习”应当“荡除”，却仍拉来古文为文章作结。在《写在(坟)后面》的末尾，鲁迅竟甘冒前文之“大不韪”般这样写道： ……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记起了几句陆士衡的吊曹孟德文，便拉来给我的这一篇作结—— 既睎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藏。 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 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 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⑤ 可见在实际写作中，鲁迅对他的“积习”虽自我否定却未必“真心悔改”，而在表达方式上，所谓的“积习”与继之而来的“积习不改”所构成的反转结构，则恰恰可能是其有意为之的。二是在鲁迅的文章和语言内部，这些“字句”、“体格”上的“积习”确实构成了某种独特的美感。正如木山英雄所观察到的那样：“我们看到在鲁迅的文章里，古文字句和格调不同于那种伪风雅，及与质朴详实的现实主义既相矛盾又相联系的风格，因之我们不能不佩服其容裁的凝练美。”⑥在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那里，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其对于古典小说在“文辞与意象”上的浓厚兴趣与赞赏之辞⑦，而其《中国小说史略》更是在“文言述学”的传统内部，通篇采用典雅简古的文言展开的学术著述。但需要辨析的是，鲁迅关于古典资源的修养与取用，造就出的是一种不同于陈旧的格律、体式与蕴思方式的美感与音乐性，这与周作人所批判的“文义轻而声调重”、“八股里的音乐的分子”，及其背后来自于“服从与模仿根性”⑧的写作，已然发生了判然两立的改变。如若“积习”真的指向其表面上的负面含义与自我否定，那么施蛰存称鲁迅“新瓶装旧酒”的意见便也并不算错：“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⑨但鲁迅既不承认所谓的古文修养在其白话文写作中的积极作用，还要以“积习”之名加以否定，却又执意将这一“积习”保有并实行下去，可见在鲁迅的话语系统和言说方式当中，“积习”一语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并不存在某种明确、唯一且稳定的对应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