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5)02-0019-0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2.003 一、长诗之“大体” “为了发出声音，他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首先要确定自己在我们眼前形成的这个世界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1]伟大的诗歌女性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在回忆斯大林时期诗人们的处境时，曾精确地洞察到现代诗人与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极端社会血腥的或美学化的压迫与诱惑，与消费社会的枯燥、甜腻以至刃不见血，是现代诗歌遭遇的两大劲敌。面对前者，诗人已经坚韧地发出了夜莺的声音；而面对正经历着的后者，诗歌正在练习新的苦吟。对当代汉语诗歌写作者来说，后者也是烙在脑门儿上的魔咒：来自社会历史的压抑，让当代汉语诗歌写作整体陷入另一“如何确定自身的位置”的焦虑。许多热爱诗歌的人也被这个魔咒附身：他们常常认为，比起极端社会下的夜莺，被我们这个时代的齐声合唱淹没了的诗歌，已经陷入一种令人失望的哑火状态；而之所以如此，多半是因为诗歌没有进入时代复杂的“现场”云云。最近几年先后诞生的几部汉语长诗或说大篇幅的诗歌，堪称是从这种焦虑出发的代表作品，它们似乎满足了不少读者的期待，甚至满足了一些汉学家们寻找当代中国隐喻的需求。其中特别引起瞩目的作品，有欧阳江河的《凤凰》、西川的《万寿》、柏桦的《史记》、萧开愚的《内地研究》等。① 要确定诗歌写作的出发点，就得一定程度地定义写作主体置身的困境。欧阳江河在最近一篇诗学笔记中，表达了他长诗写作的几个基点：“单纯的美文意义上的‘好诗’对我是没有意义的，假如它没有和存在、和不存在发生一种深刻联系的话。”欧阳江河认为，“长诗有可能变成什么或者已经变成什么，是一个只有极少数大诗人才问的事情”，他将“长诗”与“大国写作”这一自己发明的概念联系起来。[2]这种“大国写作”意识，部分地说出了当代汉语诗人面临的那种康德—利奥塔式的崇高感：由全球化、现代化、消费、高速GDP、生态危机、核危机、矿难、高房价、民工、雾霾、转基因、地沟油、微博、艾滋病村、恐怖袭击、微信……构成的当代中国社会，以及置身其间的十几亿个体，每天都在发生各种远超乎文学想象力的事件，都足以让诗歌写作者望洋兴叹，无从置喙，唯有祈望分泌激素般，发明诗歌得以成立的某种精神力量。诗人萧开愚在近期的一篇文章里，也讲到这种困惑：“当代文化的共享能源是共谋之枯竭，所谓左右不适、横竖不对。为治疗失眠而失眠，排空愚蠢的愚蠢：将自我设计为无法把握的差异社会中能够自我把握的玩偶。”[3]置身于这样的混沌里，艺术中的主体构建本身，已经无奈地玩偶化，任何一般意义上的抒情，不小心都会沦为虚伪或矫情的语言面具，成为欧阳江河所谓的美文意义上的“好诗”。 这种处境，一方面让诗人对诗歌写作产生一种持守的态度：“诗歌的文化触角除了吸血、输血和引导关注，还承担着明确自身界限、性质和功能的任务，诗歌只是诗歌，不是烹调、栽培、升天和政权，它的范围极端有限。”[3]同时，也对诗人发出了写作的诱惑：通过词语的吸星大法，把世界的喧嚣与寂寥内化为诗歌的爆发力；把当代中国人面临的崇高感，置入诗歌之中，把世界的复杂、碎片和诡异，通过诗歌庞大固埃(《巨人传》的主人公)式的胃消化为魂灵的丰富。这正如贝多芬、肖斯塔科维奇把大革命或世界大战的激昂和悲怆置入音乐的交响中一样。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强大的文学现实主义批评传统，实践“大国写作”式的诗歌梦想，不仅诱发了诗人创作的野心，也诱发了批评家们的阐释冲动。比如，资深批评家李陀在为欧阳江河《凤凰》写的序言中，就高度赞扬了诗人进行的这种“由外至内”的转换。李先生的逻辑简单明确：一方面，他痛切地表达了对大众文化无所不在的愤怒和恐慌，由此表达了对诗歌处境和未来的担心；同时，他也充满了革命者式的乐观：我们处于一个前所未见的“文化大分裂”时代，而《凤凰》显示了当代诗歌对这种大分裂的“宣战”。他认为这样的“诗的锋芒不是指向大分裂本身，而是形成这个大分裂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动力和逻辑”[4]。他由《凤凰》欣喜地联想到波德莱尔、艾略特、庞德所标志的伟大诗歌时代。李先生看到，北岛、翟永明、西川等诗人近期的长诗作品，都显示了攻击这个“大分裂”时代的“勇气”。[4]这种赞美，得到了不少批评家各个角度的呼应。当然，也有一定的质疑，比如诗人批评家姜涛撰文指出了这些长诗面临的历史想象力与诗歌想象力之间失衡的问题。[5] 那么，“诗人览一国之事以为己心”(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这种抱负，在他们的作品中是怎样展开的？萧开愚的长诗《内地研究》虽佶屈聱牙，以至满纸“乱文”，但开篇的一句诗，却讲出了长诗写作的处境：“摸黑接近大体，经验宏观逼供。”这里的“大体”，一方面是“差不多”的意思；按齐泽克式的理解，也有“世界整体”之意。两者连起来，其实就是当代长诗写作困境的两个方面：命名的精确性和命名的整体性。 二、“意不指适”之病 就精确性而言，现代诗歌越来越明显地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处境：文字语言的传统功能领域自17世纪以来越来越缩小，首先是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的渐趋分野，随后是图像语言大面积占领了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再接着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剧烈的信息革命。它们对长诗写作的直接影响就是，现代长诗不可能再像但丁、弥尔顿、歌德那样，可以有兼容巨细的知识、真理抱负和语言抱负，可以用词语大江大海的雄辩或戏剧场景来命名剧变的生活世界。现代诗人的长诗写作虽因克服上述不可能而自铸伟辞(比如艾略特的《荒原》《四个四重奏》、庞德的《诗章》)，他们将精确命名“大体”的艰难，通过各色反讽结构转换为诗歌的晦涩，但其中显示的现代长诗可能的展开方式，显然已经成为现代长诗写作的通则，不断地被轻松重复演绎。诗歌语言与世界之间的重重隔阂，也在这种渐趋固化的写作图示中加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