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题材是中国网络小说中非常“怪异”的亚类型。“玄幻”可追溯到民国的还珠楼主，“惊悚”有蒲松龄的狐鬼花妖，二者又可共同追溯到古典志怪小说传统，言情、校园、科幻、武侠、黑社会等题材也早已出现。它们借着网络平台，又有了类型化发展。“穿越”比较奇怪。虽然唐代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明代董说的小说《西游补》，也曾出现“时空穿梭”情节，但它其实源于清末民初“乌托邦政治小说”，在西方则有马克·吐温的《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这些小说由于现代性时空的植入，使现代与前现代逻辑发生碰撞，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陆士谔的《新中国》等。作为类型而言，它既是通俗历史小说的“亚类型”变种，又与言情等类型发生交叉关系。然而，作为普遍的历史消费与现代想象，穿越历史小说又是中国网络文学“独有”的。当下世界文学范围内，恐怕再也难找出像中国这样的“穿越”热情：无数作者和数量更庞大的男女读者，期待逃离现实，在令人咋舌的时空疆域，苦苦地进行“意淫”。女性回到古代成为成功男人追逐的“女神”，男性则改写历史，四方争霸，抵抗外辱，建设现代化强国。正统文学批评家往往嘲笑它的“荒诞不经”，但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即这么荒诞的东西，为何被大众广泛认可？从个人主义、穿越历史观与共同体想象三个角度，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网络穿越历史小说的发生机制、潜在文化逻辑和精神困境。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类型化的叙事文学？表面上看，这些穿越历史小说，都属于消费文化发展的产物，反映了类型化的社会接受心理需要，是“感受一下80后、90后所背负的巨大压力，学业、升职、房价、婚姻等，每一样都无法轻松对待，我们应该可以理解这些女孩为什么在面对《步步惊心》时倍感轻松”。①有的学者认为，穿越历史的文化心理，反映了“使人类在文学想象中实现了对自身既定时空规定性局限的超越，体味到最大的精神自由与快乐”。②而从深层次而言，我们却发现，这些穿越历史的小说，实际表现出了中国社会深层次的个人主义与共同体诱惑、历史观念的纠葛。 首先，网络穿越历史小说，表现出怪异的“个人主义气质”。汉学家普实克认为，个人主义、主观性与悲观主义，是中国新文学的三个基本特征③，个人主义的“发明”，通过第一人称运用、大量心理描写、主体意识来建构，如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之作《狂人日记》。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也提出“内面的人”的概念。然而，个人主义并非仅通过“内面”的自我告白来实现，个人主体与世界的“征服”关系构建的外在主体意识，也是个人主义的表征。考察西方早期现代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有很强的第一人称意识，却没有普实克说的“悲观性”，或柄谷行人的“内面告白”，其主体的外在扩张性非常强。小说有“不断扩展”的世界时空观，“荒岛”成为野蛮世界的象征，与文明世界形成“对峙性”关系，闪烁着经典现实主义清教徒冷静务实的态度、资本扩张的野心与顽强主体意志。西方的个人主义强者谱系，还有伏脱冷、拉斯蒂涅、于连、卡刚都亚等。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只有《子夜》的吴荪蒲、《雷雨》的周朴园等才有类似特点。进入20世纪，当小说走入自身趣味的反动，从通俗文艺上升为高雅艺术，当文艺复兴式的个人主义强者观念被怀疑与悲观所笼罩，荒诞意识、意识流、后现代符号狂欢等概念才流行起来。 新时期以来，个人从革命与民族国家的宏大概念挣脱，表达自我建构与认同，然而总体基调阴暗悲观、或阴柔和美。20世纪90年代，当个体的人，在市场与政治规训结合前提下，被抛入资本、个体身份的全球化流动，以个体的内倾化压抑为代价，获得物质财富与存在感，其个体尊严、自由和自我实现，就只能以“反讽”的姿态存在，如王朔。这种“反讽式”个人姿态，其基本倾向是回避“内面”，几乎没有“自我”的“告白”④。然而，王朔式的个人主义以虚无的激愤外表，掩盖宏大叙事冲动，其个人主义面目，既无“内在性”，又无外在“强悍气质”，就流于“痞子式”的模糊。纵观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这种以歌颂强者、具资本意味的个人主义，始终被放在“道德批判”的纬度，如王刚的《月亮背面》。“新现实主义”小说家笔下，暴发户与私企老板，无不贪财好色、愚蠢丑陋，个人素质低下，如《分享艰难》的高大肚子。1990年代个人主义还借助“欲望叙事”取得话语合法权，如《上海宝贝》的倪可，但这类欲望叙事必须有“纯文学”语言外壳，才能模糊意识形态性。有的批评家将这类“欲望个人”，称为在“个体性”与“人民记忆”之间，以“无主体的主体”的虚无面孔⑤。陈染式的“私语个人主义”，则表现为对隐私和身体领域的执拗关注，以此表达对群体参与性的恐惧。“新编革命历史小说”如《亮剑》《历史的天空》，也有“曲折”的个人主义诉求：“如果说，革命英雄传奇仍重视书写革命传奇，那么新革命历史小说书写的则是个人的传奇。如果说前者的革命英雄是人民战争中涌现出的优异代表，后者则是靠着个人天赋从底层通过个人奋斗终于出人头地的个人。”⑥(也有积极尝试，如关仁山《麦河》的资本家曹双羊)直到新世纪，“纯文学作家们”依然无法完美地处理“个人主义”问题。“个人主义”在新世纪“被分裂”了，一些作家热衷描写“失败个人”，将“内面性”推向极致，如贾平凹的《秦腔》以傻子引生为叙事主体，讲述中国乡土消失的现代化进程；野心勃勃的个人主义英雄，被抽象为金钱或权力符号，如阎连科《炸裂志》的孔明亮；或被夸张为成功的粗鄙代言人，如余华《兄弟》的李光头。纯文学小说家写尽“个人主义者”的粗鄙、丑陋与狠毒，却无法写出他们反抗现实的强悍意志，实现自我的勇气与开拓进取的精神。特别是中国扩张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语境下，纯文学作家们对个人主义的表述效果与真实性，显然非常欠缺——对普通人的阅读而言，这些对个人主义的处理方式，并未对他们形成强大的心灵共鸣与情感信赖。从这个意义上讲，郭敬明的《小时代》，尽管肤浅庸俗，却也带来了一些别样的，却有“中国本土特质”的个人主义想象——尽管是片面的物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