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5)01-0124-03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次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以陈独秀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以文化批判为主要内容，为随后的“五四”运动以及文学革命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辛亥革命以降，革命话语逐渐成为转型时代初期的主流话语。中国主流文化中的儒家传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抨击，以至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过程中，知识分子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废除汉语、汉字”的口号，将文化激进主义推向了巅峰。这股激进主义思潮以其在新文化运动后期观点的超越性最终以压倒性的革命话语权取得了“五四”以后中国思想领域、文化领域乃至政治领域的领导权。在那个狂飙突进式的“五四”新时代里，“激进主义”成为众多年轻人的精神信仰，并成为他们反抗社会、反抗传统、反抗命运的有力武器。在这种时代氛围之下，女性写作应运而生。20年代初，以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凌叔华、苏雪林等代表的中国第一个现代女性作家群落粉墨登场。这批受惠于现代高等教育并接受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双重熏染的知识女性在“五四”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开始“我手写我心”，试图用文学创作的形式在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发出了她们的声音。 冯沅君的《卷葹》是奠定了其文学史地位的代表性作品，曾被鲁迅亲自编选列入《乌合丛书》。此小说集初版于1927年，收录了作家1924年前后以“淦女士”为笔名创作、发表于《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的四篇小说《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1928年《卷葹》再版，增收了《写于母亲走后》《误点》两篇小说。这一系列小说诉说的其实是同一个母题的故事：婚约在身的新知识女性与已有妻室的知识男性两情相悦、自由恋爱，曾共同外出“旅行”，共处一室却未发生实质关系，在“慈母”面前勇敢反抗家族包办婚姻未果，被“隔绝之后”双双殉情。除了小说的主题出于反封建需要将结局做了悲剧性处理而作者本人却尝到了自由恋爱的果实之外，按照作家“处女作即自传”的创作惯例，再结合冯沅君本人的人生经历及亲属的回忆文章，不难发现这些小说具有强烈的自叙传色彩。这一点也得到了一些文学研究者的认可：“年轻的五四作者大多长于抒情，拙于描写，呈现在他们作品里的，往往不是对精神世界的准确细致的刻画，而是真实心态的披露。”[1](P208)因此，这几篇极具有写实色彩的小说就成为折射当时新女性心路历程的文学载体，也为后人研究此时期的女性创作心理提供了第一手详尽的材料。 就写作风格而言，许多读过《卷葹》的读者都会被作品中的“大胆”而震撼。在展现情侣之间的亲密关系时：热烈的爱情宣言、亲昵的肢体描写、微妙的心理暗示等极具有隐私性的情节都会让经历过爱情的过来人感同身受。而在描写女主人公同家庭的对立冲突中所发出的“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隔绝》)的战斗呐喊同样让人感慨不已。可以说《卷葹》就是一部沉浸于爱情之中的新女性真实的成长记录。无怪乎沈从文会做出这样的评价：“淦女士具有展览自己的勇敢，她告给人是自己在如何解决自己的故事，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为了对于‘爱’这名词有所说明，在1923年前，女作家中还没有这种作品。在男子作品中，能肆无所忌的写到一切，也还没有。因此，淦女士的作品，以崭新的趣味，兴奋了一时代的年轻人。……淦女士所得到的盛誉，超越了冰心，惹人注意与讨论，较之郁达夫鲁迅作品，似更宽泛而长久。”[2](P210-211)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社会文化氛围让一个出身地主家庭、从小读私塾长大、系统接受过四书五经教育的女青年面对普罗大众如此“肆无忌惮”的敞开心扉？ 时值1923年，冯沅君结束了在北京女高师5年的学习生涯，顺利考取北京大学国学门攻读古典文学硕士学位。早已到适婚年龄的作家也遭遇到“五四”时期极为普遍的封建包办婚姻问题：“有爱情而不得爱，强不爱以为爱。”面对这一问题，在“五四”激进主义思潮中久经熏染的新女性们坚定地表明了自己激进反抗的姿态。联系作家自身，早在1920年4月，冯沅君还是北京女高师一名普通本科学生时就曾在学校内部刊物《文艺会刊》上发表了《今后吾国女子的道德问题》的评论文章，署名冯淑兰。在文章中，作家从学理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旧式女性所奉行的“三从四德”道德准则，并逐条加以分析和批评。文章中，作者提出了她理想中的女性是“独立”“博爱”与“自强”。而这些思想的来源显然与作家平日所受到的进步思想熏陶不无关系。 “五四”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大转折时期，它彰显了现代知识分子同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壮志与豪情，破“旧”立“新”成为这一时期遍布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关键词。在随之产生的轰轰烈烈的激进主义文化思潮中，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周氏兄弟等启蒙者所倡导的民主、科学、劳工神圣、男女平等、自由恋爱、个性解放等现代观念已然获取了广大新青年们的广泛认同。仅以新文化运动中和女性相关的论题为例：早在1915年《新青年》创刊号陈独秀就通过《敬告青年》呼吁女子参政，自第2卷第6号起开辟了“女子问题”专栏。继而胡适的《易卜生主义》、鲁迅的《我之节烈观》等文章相继发表，引起了《新潮》《少年中国》《东方杂志》《妇女杂志》《晨报》《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妇女评论》等国内众多报刊在“妇女解放”这一问题上的呼应。具体到女性的婚姻问题，一些思想先驱们也发表了一些影响力甚大且极具针对性的文章，如恽代英的《结婚问题之研究》、鲁迅的《随感录·四十》、胡适的《李超传》、俞平伯的《现行婚姻底片面批评》等。《妇女杂志》甚至在第8卷第12号刊发了若干关于女性贞操观的文章，就当时奉行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制度展开强烈批判。除此之外，20年代初“男女同校”“社交公开”等理念的提出以及瑞典爱伦凯、日本厨川白村、美国高曼的“爱情至上”理论的传播也给予了当时新青年们反抗旧式婚姻、追求自由幸福的莫大勇气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