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语言学家邢公畹在《文艺学习》第二卷第一期(1950年8月1日)上刊载了题为《谈“方言文学”》的文章，作为当时起到政策指导作用的权威报刊，1951年3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三卷第十期“问题讨论”栏目中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介绍，同期组织刊发了刘作骢、周立波的讨论和邢公畹对刘作骢的回应，并号召“语言学的专家、文艺工作者和广大的读者同志能对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①，之后的1951年第三卷第十期、第三卷第十二期、第四卷第五期、第四卷第七期、1952年第一号和第二号共9期《文艺报》集中刊发了13篇相关文章，而之后的讨论一直延续到1961年。除了《文艺报》外，《人民日报》、《中国语文》、《语文知识》、《长江文艺》等杂志也登载了相关文章。在一轮接一轮的文学批判运动中，这次讨论表现出了难得的广泛与深入，其中涉及了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批评、抗战文艺经验、国家与地方的关系、方言的“审美”价值、阶级问题与平等政治等诸多文学史中的关键概念，对于这些概念的分析，构成了对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十七年文学”的历史理解的重要前提。 从“五四”到抗战：方言文学讨论的历史前提 《文艺报》在“编辑部的话”中概括了邢公畹发表于《文艺学习》第二卷第一期上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指出他自己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三日在天津的一个纪念“五四”的文艺晚会的讲话中，曾经提到了关于“方言文学”的问题，那时他复述了茅盾同志在当时所发表的对于“方言文学”的意见，大致说：“……方言就是某一地区的白话，离开方言的白话，在理论上是不通，在事实上是没有……理论上的大众语言正如理论上的国语，今日并不存在；今天有的是实际上的大众语，就是各地人民的方言。把今天实际的大众语，就是各地人民的方言用作文学的中介，就是方言文学。”但到后来，当他读过了斯大林的《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后，觉得他过去的意见“有仔细检讨的必要”，他指出了方言文学这个理论至少有两个错误的倾向：第一：方言文学这个口号不是引导着我们向前看，而是引导着我们向后看的东西；不是引导着我们走向统一，而是引导着我们走向分裂的东西。第二：方言文学这个口号完全是从中国语言的表面形态的基础上提出了的；不是从中国语言的内在的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的。② 其中提到的茅盾的关于“方言文学”的意见是指茅盾写于1948年2月1日，并发表于一个月后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上的《再谈“方言文学”》。这篇文章是茅盾对开展于1946-1948年的华南方言文学运动③的一篇总结。 4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战争形势的日趋明朗，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已经普遍成为文艺界指导自身前进方向的理论指针，一批居留香港的南方文艺工作者受到这一“时局的开展”的“强有力的刺激”，开始思考“如何有效地配合人民的胜利进军而发挥文艺的威力”，然而他们发现，“摆在作家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竟是作品的语言和人民的口语其间的距离有如英语之于法语。如果要使作品能为人民所接受，最低限度得使用他们的口语——方言”④，华南方言文学讨论由此展开。 自晚清以降关于语言与文学的历次讨论，不论是白话文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拉丁化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或是抗战期间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方言问题始终是聚讼纷纭之所，与之前的历次讨论不同，作为对《讲话》的自觉实践，此时讨论中的各方旗帜鲜明地聚拢在“大众化”的口号之下，在“‘大众化’的观点”中，茅盾写道： 新文学之未能大众化，是一个事实。我们要承认这事实。而大众化要求之迫切，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这也是事实。我们也要承认这事实。……我们得坦白承认：理论上的“大众语”正如理论上的“国语”一般，今天并不存在。今天有的是实际上的“大众语”。此时此地的人民的口语就是“大众语”。换言之，各地人民的方言就是今天现实的大众语。 因此，从“大众化”的观点来看今天的“文学语言”这问题，不但北方语正宗的观念必须抛弃，并且要把理论上的“大众语”的观念也抛弃；今天新文学“大众化”的“语言”问题，应当从此时此地大众的口语——即天天在变革的方言入手。⑤ “大众化”这一概念源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讲道：“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⑥ 《讲话》所暗示的是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通过“学习的群众语言”而转换阶级立场的潜在可能，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这一转换正是他们所自觉追求的。黄绳就曾说：“方言文艺运动是居留香港的南方文艺工作者在自我改造和执行战斗的迫切要求之中发动起来的。”⑦孺子牛也说：“知识分子的文艺工作者首先要改造自己，把自己的思想情绪和工农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⑧茅盾通过在“大众化”的主题下讨论方言问题，提示了方言所具有“人民的语言”的身份⑨。 在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瞿秋白就曾应用过这一阶级论的论述框架，然而，这一论述并不必然地导向对于方言的肯定，譬如黄药眠就曾问道：“李大钊先生曾经提到，如果要真正做到大众化和中国化，我们必须更多的应用地方土语，这是完全对的。可是在这里有人说，如果作家们都用他们家乡的土语，那么结果他们的作品只有他们的同乡能懂得完全，而别是地方的人就很难懂，这样一来，岂不是反而不大众化吗？我想在这里的确存在一个矛盾。”对此，黄药眠提出了两个解决之道，首先“是以目前所流行的普通话为骨干，而不断的补充以各地的方言，使到它一天天的丰富起来”，其次也“不妨以纯粹的土语来写成文学，专供本地的人阅读”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