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前期文学渗透和充溢着浪漫主义情绪，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在历史走向上，它与时代发展的规定性和现实的选择必然性是一致的，因而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然而，这种浪漫主义情绪亦是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创造精神的升华，因此它与所有的浪漫主义文学在精神结构上又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浪漫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学思潮，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精神，是人类积极向上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精神源泉。从人性的角度而言，它是人的主体意识超越现实，向未来突进的创造精神的反映，它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自觉的主体意识，是人类走向自我完善和解放的精神动力。仅此而言，如果缺少了浪漫主义的主体意识和超越升华现实的创造力量，失去了对理想和英雄人格的现实肯定与追求，历史和人类就会黯然无光，陷入一种畸形的庸俗的片面性，使得人的内在心灵世界残缺不全，成为外在物质世界的附庸。所以，每当历史处于变革从而使物质取得巨大进步的时代，浪漫主义总是以一种历史的创新形态出现，成为推动历史、改造现实的精神和情感力量。浪漫主义开放的、动态的、富有开拓精神的文化心态，与历史的自觉和变革要求在精神结构上是完全一致的。在中外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出现总是与历史发展的转折和过渡时期相对应的。历史的自觉和自由的文化精神必然会引起人主体意识的自觉。在历史发展的过渡和转折时期，相对来说是一个自由的散文式的主体和个性得以确认和发展的时代，别林斯基就认为，浪漫主义这一类的抒情性艺术，一方面是时代出现了自由的散文式的趋势所产生的；另一方面是人的主观性得以发扬，而成为浪漫主义的催产婆。从泛文化背景来看，新时期前期文学的浪漫主义与此精神形态是一致的。 浪漫主义的产生并不是一个或几个作家心血来潮的偶然选择和主观情感的任意宣泄。新时期前期文学的浪漫主义的出现和崛起，完全是基于祖国和民族在经历了巨大灾难以后对现代化、对幸福与进步的渴求这种历史的自觉的现实土壤，体现了觉醒了的中国人对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的选择与渴求。 自我意识的觉醒和重新确认以及由此延伸出的个性发展和人格独立，是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赖以产生的重要精神契机。历史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前进的，人的自我意识也是在隐蔽与发现、压抑与升华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张扬和更新的。没有“人”的地位的十年浩劫无疑使自我意识受到长期压抑，然而正是由于压抑得太长，它在人们心里积聚的心理能量也就越大，因而复苏和觉醒也就来得猛烈和持久。人的价值的肯定，人的尊严的恢复，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构成了人自我意识的基本内涵。以人的主体性去克服人的受动性，以个体性否定虚幻的“集体主义”，以情感冲击畸形的理性，以理想照亮沉睡的现实，以人性、人道要求去批判专制与兽性，建构了一种新的文化精神，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在作品中集中体现为一种反叛和不满足于现状的情绪。所谓反叛是对传统的反叛，所谓不满也是对传统及其造成的现状的不满。改革和对外开放也正是在这个必然而非自由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种反叛和不满的浪漫主义情绪一直是贯穿在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其后的多元化文学之中。刘心武正是在人的自我意识要求之下率先发出了解放个性和救救被“四人帮”毒害了心灵的孩子的呐喊。《公开的情书》中的真真要“冲破一切枷锁”，庄严地宣告“我是个人，我应该有人的尊严，我应该有和别人一样的权力”。《蝴蝶》和《月食》则要求在传统和现实的异化中回归到人自身。《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的安然立足于自我意识而“用我的眼睛看世界”，蔑视一切不合理的陈腐传统和虚伪的世俗观念。李陀《愿你听到这支歌》中的杨柳，张抗抗《夏》中的岑朗，张一弓《流泪的红蜡烛》中的雪花，汪浙成、温小钰《春夜，凝视的眼睛》中的左丽，郑万隆《红灯·黄灯·绿灯》中的李晖，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姗姗，也都是在觉醒了的自我意识的基础上，反叛传统和世俗的各种束缚，寻求一种更有意义的人生和更合理的生活方式。这些人物，都不是作家严格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塑造出来的，而是凝聚着作家的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渗透和充溢着浪漫主义的情绪。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在同一地平线》和《黑骏马》、《北方的河》的主人公各自对内心世界的坦荡暴露，以及对内在生命力的渴望和寻求，散发着的则完全是作家理想人格之光，是主体的精神世界的升华。黑格尔认为，浪漫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精神返回到它本身”，即所谓内在主体性原则。因为浪漫主义的精神表现不是从外在的感性事物去找它的对象，“它只有在离开外界而返回到它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超越不能充分表现自己的外在现实这一“实际存在”，达到“认识到自己的真实”，构成“自在自为的内心世界作为本身无限的精神的主体性的美。”①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及其特征也是依赖于人主体自我意识的确认和精神的内在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它从作家内在的精神世界升华出了生命和美的光辉。 由自我意识的深化而探寻与生命存在本身融为一体的感性动力和青春激情，构成了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产生的心理动力。1978年后期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随后的对外开放，使每一个人在精神上都重新获得了一次生命，感性动力和青春激情得到了一次新的沸腾。活跃在新时期文坛上的作家，就是以中青年作家为主的。在迟到的春天里，人们长期受到压抑而积聚起来的感性动力和青春激情在萌动、骚乱，都须要把长期压抑在心头的热情、力量、痛苦和欢乐，爱与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一个时期，“人们兴奋热烈，绷紧了全身力量，为了离开他们的处境，为了冲到实际世界那一边去，藉以消耗在他们脑袋里沸腾着的、过于活动的热情”②，一种因获得新生和自我意识而要求表现内心世界的心理欲望，构成了一种主导的社会心理趋向，使他们“总是向往于浪漫主义”，“它让灵魂净化，让它变得高尚起来，它把兽性和粗野的愿望从心里排除出去；心灵在这光明而圣洁的幻梦的大海里，在这扶摇直上天国的仙境中，受到洗礼，展开翅膀，让自己身上偶然的、暂时的、日常的因素得到纠正”③。新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正是从自己的精神世界升华出一种改造现实的力量，纠正日常生活中的世俗观念和传统文化积淀的不合理因素。我们在《公开的情书》、《驼峰上的爱》、《沉默的荒原》、《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黑骏马》、《北方的河》、《大林莽》以及《蝴蝶》和《布礼》中，不难看到这种倾向。 历史要求“走向世界”和文学与“世界文学”合流的趋势，也是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产生的重要文化背景。追求与世界的飞速发展同步，如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应有而独特的贡献，渴望沟通不同民族之间的精神与文明联系，是时代发展的基本走向。这不仅需要一种民族自身坚强不息的英雄精神和感性动力，同时更需要一种包容性的文化心态。《公开的情书》中老久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富有进取意识、创造意识的文化心态，“我们仍然要拼命睁大眼睛，去观察、寻找和发现世界上我们同时代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各个领域里所取得的有历史意义的进展”，因此，我们“应该是个探索者……要以自己毕生的努力和创造性的工作，去开拓新世界”。以探寻民族文化的“根”和原始生命力为己任的“寻根”文学思潮，也是基于在对世界进行纵向扫描以后而渴求真正能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心理愿望。开放的文化心态造成的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浪漫主义文学准备了充足的精神食粮，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