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陈焜在《文学的命运》中说：“文学上每一种发展都包含一种对人的新认识和新理解，都反映人的社会历史内容在现实生活中有新的变化和发展。文艺复兴反对中世纪的神道，提出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歌颂人的理性，提出了人权和解放的要求，形成了个人主义的人的观念。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又发现了人的感情，认为感情是比理性更加高尚的东西。几百年的欧洲文学仿佛不断地发现着人，不断提出新的理解和新追求，充满了发现的喜悦和对人的赞美，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对人的认识才有了西方现在流行的观念，人变成了恶魔和野兽一样的东西，充满了非理性的混乱和本能的欲望，由此又形成了具有新的特征的现代派文学。……文学的发展就是人的内容不断展开和发展的过程，文学的历史就是一种人的观念代替另一种人的观念的历史……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我们的文学的展开必定有待于我们对人的认识的展开。”① 人的觉醒不仅为五四新文学带来了普遍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形成了新文学强烈的主体意识与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发生了阶级论与人性论的争论，在有关的论争中有各种各样的偏颇。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中人性与人道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不断受到批判，人性论被加上了一个限定语“资产阶级人性论”，“人性论”“人道主义”甚至“爱情”描写都成了禁区。作家的独立思考与艺术个性被否定，当代文学从“十七年文学”到“文革文学”，文艺一体化，文学为政治服务，对于文学的功能理解的褊狭，文学创作被限制在某种主题之下，作家被迫不断追随当前的政治、经济任务，作家被动地适应社会为他们所指定的角色，当代文学对于人的理解也同样狭窄，到了“文革”时期，政治性与阶级性成了人的唯一属性和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人道主义被完全驱逐出了文艺创作的领域。《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塑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的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一根本任务成为“文化大革命”统治文艺领域和作家创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理论，它的具体化就是“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八个样板戏是这一理论的体现。革命文学的特点往往是追求升华，它的美学风格是崇高。在革命文学里，世俗日常生活被排斥。实际上，不仅革命文学，古典主义也同样有它自己的文学成规，在表现的内容上尤其是在主人公的表现上也有很多限制，古典悲剧的主人公只能是国王贵族，市民资产阶级只能出现在文学类型相对低级的喜剧里。在舞台表现上，不能出现死亡，不能出现流血的场景。这与中国“文革”样板戏在美学上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俗话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从“十七年文学”开始，就开始排斥“儿女情，家务事”，到了“文革”文学彻底否定了对日常生活形态的表现，没有家庭，没有爱情，只有革命、政治和阶级斗争。为了人物的升华，为了主人公的高大，英雄的世俗生活被淡化了。尽管人性和人道主义一直是当代文学的敏感区域，但是反升华的活动仍然很活跃，在文艺领域，反叛的潜流仍然在悄悄涌动。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特殊的“地下文学”。“文革”结束后，它们陆续公开出版，“浮出历史地表”，这些作品表达了那个时代被压抑的内容，如《第二次握手》《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等。 一、“人性复归”与“大写的人” 作为中国历史上千古未有的伟人，毛泽东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创造纯粹的、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和建设“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人间天堂，却造成了民族巨大的历史灾难和人性浩劫。美国学者德里克将“文革”称为毛泽东对现代性的绝望抗争。“文革”使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陷入了巨大的困境。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充分表达了人们对“四人帮”和“文革”的极端不满。“文革”以彻底失败告终。1976年毛泽东逝世成为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祝东力在《精神之旅》一书中曾经这样描述“文革”中理论符号与现实世界的分离、理论的空洞与符号的荒谬：“到60年代后期，左翼传统已经大大‘逾越’了自身的现实依据。极端化了的左翼传统，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和针对性，都已丧失殆尽。在那个时代，在大批人为树立的虚假英雄身后，冤狱丛生，人人自危。一方面是假大空的形象和概念，是泛滥的口号和檄文；另一方面，这些形象和概念，口号和檄文，已完全缺乏现实的对应物，文艺虚构着革命超人和人民公敌，理论则为这一切提供论证。回顾那段沉重的历史，借用符号学术语，我们可以说：左翼传统在‘文革’时代表现为能指的过剩和所指的匮乏。”② “文革”极左政治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极端发展造成了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严重践踏，“政治”对“人性”的摧残、“阶级斗争”对“人”的伤害、“集体”对“个人”的压抑，造成了一次“人的浩劫”。尤其是，阶级斗争彻底摧毁了中国的精英阶层，不仅胡适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受到批判，左翼内部的异端胡风派被投进监狱，而且被称为“文艺沙皇”的周扬最后也被投进了自己的监狱，甚至连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能用宪法来保障自己最基本的人身权利。“文革”的人权浩劫导致了“文革”结束后精英阶层对阶级斗争理论痛定思痛的彻底否定，同时重新思考人性和人道主义。 “文革”结束后，对极左政治的控诉和思考形成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潮流。“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历史暴行，使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意义和现实价值充分显示出来，人道主义显出了思想的耀眼光芒。刘再复在《学术月刊》1979年第1期上发表《封建主义在文艺领域里的复辟——论“四人帮”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的封建性》，把“文化大革命”定义为“封建主义”的性质。艾芜提出“繁荣文艺必须肃清封建流毒”。③“新时期文学之父”刘心武说：“关于人性问题，我呼吁大家都来关心。现在很多人对这个问题麻木不仁。十多年的‘文化大革命’，我觉得人性大沦丧，大规模的人身侮辱、人格侮辱，在人类文明史上恐怕是不多见的。戴高帽、挂黑牌……多种多样的形式，总之就是不但要残害受害者的肉体，残害他的信仰，而且要改变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形象。各种手段，都是为了从视觉上、感官上让他不是人。”④谢望新提出：“十年浩劫，从根本上来说，是摧残和毁灭人，是人的价值的浩劫。”⑤“文革”被表述为“人的价值的浩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