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5)03-0086-12 全球化是影响当前世界格局的一股强大力量，其打破了国家之间的地理边界，通过时空压缩的方法将时间和空间“连接”起来，最终使得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现代民族国家都无法逃避它的影响。全球化所引发的相关改革在高等教育领域也掀起了巨大风浪，笔者将重点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大学教师学术生活所发生的变化，试图总结大学组织、学科以及教师个体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情境变革，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供探索全球化时代大学教师身份重构的分析框架。 一、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与学术生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浪潮势头强劲，影响广泛。当下，全球化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我们对于全球化进程都有着真实切身的体验。关于何为全球化，学者们认为，从客观现实的角度出发，其是一种在全球信息技术的推动下进行时空压缩与资本增长的过程，[1]包括人员、知识、资本、信息和技术等构成的一系列全球流动(flows)和网络(networks)；[2]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其是由经济自由化所导致的深思熟虑的意识形态工程，[3]是一种关于新自由主义合法性的全球想象。从中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理念是推动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关键信念；提倡市场，鼓吹竞争，要求建设竞争性政府，缩小国家对经济干预的范围，削减卫生、福利、教育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开支，尽可能地将公共服务私营化，引入内部竞争等市场原则。[4]新自由主义理念和相关改革实践推进了全球化的进程；同时全球化进程也反过来继续推动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这二者是相互促进、共生共长的关系；最终新自由主义一度发展成了当下社会的普世价值，[5]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学组织在全球化的知识社会中占据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中心性位置(centrality)，自然更是逃离不了全球化的影响。莫罗(R.A.Morrow)和托雷斯(C.A.Torres)声称，“或许没有其他组织比大学更容易受到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影响了”。[6]有学者充分肯定大学在全球化时代的战略地位：从经济角度，大学被看做是争夺市场份额的优势企业；从文化角度，大学是沟通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关键解调器(key cultural mediators)；从政治角度，大学事关各民族国家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7]因此，“中心性”事关大学在全球化时代的新使命，高等教育使命的变化反过来也必然对高等教育的合法性、治理机构、组织安排以及学术生活、文化和工作都产生一系列影响。[8]总之，全球化在高等教育领域建立了一种关于市场、竞争与管理的新秩序，其使得学术工作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且使得原本已经“超级复杂”[9]的学术工作变得更加复杂。有学者声称，全球化是大学组织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遭遇的最根本性的挑战。[10]笔者认为，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不仅是指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全球化等因素改变了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同时更是指全球化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逻辑(新自由主义理念)渗透和蔓延到高等教育领域，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高等教育传统上的发展路径。那么，全球化浪潮影响下，大学教师的学术生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大学教师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呢？市场、竞争和管理等规范在多大程度上被内嵌到了大学教师的学术生活中呢？本文试图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分析框架。目前学术界已有研究一般都是从总结经验事实的角度出发，通过访谈、问卷和观察等方法来分析市场、竞争和管理等改革浪潮对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影响。同时也有不少西方学者采用“学术身份”概念作为研究工具来分析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相关社会变革对大学教师个体所带来的影响。“学术身份”是在个体经历与外界环境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建构形成的；[11]因此笔者认为身份构建可以凸显教师个体在不同层面所承受的外界复杂因素的影响；借助“学术身份”概念为研究工具来分析外部改革对教师个体的具体冲击是一种值得探究的研究路径。教师个体是外部变革情境中的能动者，通过个体—情境互动来对变革情境作出教师个体特有的意义阐释；同时在意义阐释过程中生成了改革情境下的大学教师学术身份重构；最终学术身份重构的结果直接影响大学教师个体的学术生涯和其所在学科领域的发展。 二、学术身份的主要意义来源 学术界关于身份形成的研究基本有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两条路径。本质主义认为，个体身份形成是将性别、肤色、种族和阶层等固定化特质加诸于个体之上，个人身份是单一的、确定性的和不变的。随着研究的发展，当代身份理论多是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强调环境对身份的影响，不再将身份看作是稳定的已形成的自我。建构主义认为，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事实，个体在与社会环境的意义协商过程中，吸收个体所在共同体的态度和价值观，为自己创造一定的自我界定和阐释空间，从而使得个体成为社会所期待的人以及自己想成为的人。[12-14]因此，个体身份是动态生成的，重视个体所在的“想象共同体”和“实践共同体”的影响，这些共同体中的一项功能就是为个体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和表达自己的语言，并使得个体形成归属感和获得存在意义，以此指导个体行动。[15]詹金斯(R.Jenkins)在此基础上将个体和群体的身份构建定义为一个持续的反思性过程，一个内部自我定义与外部他者定义之间的协商过程，强调内外部身份定义互动过程中界限(boundary)的重要性。[16] “学术身份”(identity)概念本身对于学者个体的生活和学术职业群体的工作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符号意义和工具意义。[17]其意味着他人和社会对教师个体的期望、规定与认可，同时也内含教师个体对自身的反思、认定和追寻。[18]本文以“学术身份”为分析工具，因此笔者将在这部分简要分析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主要意义来源。社会学领域的身份研究从社会到个体、从宏观到微观呈现了身份建构的以下四个层面：社会历史文化层面、群体层面、人际互动层面和个体自我层面。[19]其中，社会历史文化层面指向的是个体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强调历史文化对自我形成的影响；群体层面关注的是个体如何将社会群体成员资格纳入到自我界定之中；人际互动层面主要呈现的是个体如何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形塑自我感的过程；个体自我层面是指个体通过发挥自我意识性、反思性及能动性来形成个体整体而独特的自我存在感的过程。[20]笔者认为，大学组织层面、学科层面和教师个体层面是全球化背景下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塑造最为息息相关的意义来源；学术身份是教师个体在大学组织、学科和自我赋予的角色期待之间进行意义协商的结果。 首先，大学组织构成了大学教师工作的首要组织情境，大学组织特性和文化也是教师个体学术身份建构的重要意义来源。[21]大学组织作为学者个体的工作场域，事关学者个体的生存环境。学术职业发展的规范和路径很大程度上都与大学组织情境密切相关。在大学组织由学术共同体和公共机构向企业化组织转变的过程中，其对大学教师的外部期待和要求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次，学科也被视为是个体学术身份的主要意义来源，[22]学者基于学科知识和学术专长界定自我。[23]比彻(T.Becher)和特罗尔(P.Trowler)认为，根据学科和领域的不同，学术职业内部被划分成了不同“部落”，不但是学术人员探索的具体物质不同，而且学术人员作为学术人的自我概念、其在日常工作中所扮演的科研和教学的角色、其与所在院系机构交流的模式以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方式都存在不同。[24]再次，性别、阶层等先天因素以及个体经历、信念、外部压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个体因素自然都是个体协商学术身份的重要意义来源。[25]因此，当全球化已经成为大学教师无法避免的活动向度时，大学组织、学科发展和教师个体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和互动结果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然也就导致了教师学术身份的重塑。笔者发现，西方学术身份概念可以帮助从微观层面上系统地呈现全球化对学术工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