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正在“有闲阶层化” 石勇（《南风窗》记者）/《南风窗》，2015.9.92～94 在一个社会中，当时尚、娱乐构成大众寻找价值感的方式，以及缓解焦虑的方式时，心理剧场越持久，大家越显得就像是一家人。这方面最杰出的例子，莫过于某些明星的脑残粉，对明星比对爹妈还亲。一些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女人把王思聪称之为国民老公，心理上也类似。这其实是在犯贱，但一娱乐，心理上就不会被感受为是犯贱了。达成的心理功能是：她们把王思聪带入了其感觉良好的自我，从而有足够的心理资本去鄙视广大的屌丝。 换句话说，虽然在利益上、心理上，有中国特色的有闲阶层和很多社会中下层并不是一路人，但时尚、娱乐有本事可以让后者忘记这一点，心理上的效果是，后者不是去在价值观念上抗拒，而是去羡慕前者。就此而言，有中国特色的有闲阶层，在今天其实已经获得社会价值观念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了。它强化了社会利益食物链和心理食物链的稳固。 但除了在社会利益食物链上占据较高位置的这种有闲阶层外，有中国特色的有闲阶层，还有别的群体。比如某些爱狗者、某些可以跑到国外去跳广场舞的中国大妈，其实也可以称之为有闲阶层。 特征也很明显：（1）他们确实有闲，有大把的时间去显示自己的存在；（2）他们也炫耀性地进行一些建构出他们的身份认同的社会活动；（3）他们不是劳动人民，或者有点钱可以玩自己的爱好，或者已经退休，不像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们那样，每天要用大量的时间去谋生。在这里有必要进一步阐明一下，之所以说某些有闲阶层是有中国特色的，其原因除了跟西方的有闲阶层存在一些差异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存在，总会和别的社会群体发生社会冲突。这恰恰是现阶段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演进的特定历史时段的产物。换句话说，他们要显示自己的存在，必然要玩这些动作。 这种社会冲突，可能是利益上的，可能是观念上的，可能是心理上的，也可能是肢体上的。有闲阶层对豪车、女人、奢侈品的炫耀性消费，爱狗者的拦车救狗，城市居民和广场舞大妈的空间争夺战，都隐喻了有闲阶层和其他人在观念上或身份上的撕裂。 有中国特色的有闲阶层，在今天确实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在社会结构的裂变，以及文化、价值观念上的转型的重要群体。他们对和权利有关联的东西没有什么兴趣，从来是不会去帮谁维权的，但在显示自己的存在上，对在给社会强加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趣味上特别热衷，而且，有足够的时间、金钱、精力去做这些。当权力碰到这些并不给自己找麻烦，在找其他群体的麻烦时又特别难缠的群体时，往往做出了和碰到维权的工人、农民，以及一些中产阶层时不同的行为选择。 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文化认同危机表征与重建 郑海霞（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15.2.18～21 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儿女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璀璨而深邃的中华文化，儒家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道家的道法自然、崇俭抑奢，以及佛教的慈悲为怀、忍辱负重，在既相互诘难又相互补充的互动发展中深深地熔铸于中华儿女的血液之中，形成了凝聚中华儿女的核心价值观，激励着一代代的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前仆后继。而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西方先进的传播技术使西方现当代思潮迅速扩展，其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迅速风靡全球，受到了众多非西方国家的追捧。这样的历史语境造成了中国话语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衰微，严重影响了现当代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认，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中国文化认同危机，这样的历史语境造成了中国话语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衰微，干扰了现当代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对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认知和体认，造成了中国人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危机，致使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信仰缺失、道德失范，价值和行为取向西化，经典文本阅读被消解。 要重建中华文化认同，就应当着力培养国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倡导多元文化并存，使中华文化大放异彩，正确认识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的关系，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促进中华文化的新觉醒和再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