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拍文化与图像操控的博弈

      Photo op是近年来在媒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语，在BBC网站上的流行词词典中，将photo op解释为：“photo op是photo opportunity的缩略语，即拍照的最佳时机，譬如从车里迈出，和主持人握手，在会议落座。你一定看过这种照片，它们看上去都差不多。”该词典进一步解释道：“Photo op是媒体为名流政要拍照的时机。毫无疑问，这意味着拍照的位置是可控的，拍摄的主体永远处于最完美的光线中，他们咧嘴笑着握手，看上去相处甚欢。”①Photo op中文翻译为摆拍，或者摆拍机会。对摆拍文化的关注与分析，构成了当前视觉文化研究一条新路径。

      

      回顾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从1839年达盖尔银版摄影术的发明改变了人类记录生活的方式，到20世纪60年代电视工业的兴盛让视觉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再到今天互联网时代照片在自媒体上的泛滥，托马斯·米歇尔断言我们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图像转向”②，不只是他，鲍德里亚、费瑟斯通、斯科特·拉什，还有Neil Postman、Todd Gitlin、Stuart Ewen、HoshuaMeyrowitz、Michael Rogin等学者都关注和讨论了图像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完美图像》(Picture Per ect)一书独辟蹊径对摆拍文化进行研究，从而将关注焦点从图像本身扩展到了整个摄影行为。该书作者Kiku Adatto是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员，就职于琼·肖伦斯特媒体、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她的丈夫，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是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共同体主义)最著名的理论代表人物。结合自己的学术背景，Adatto在书中以大量生动的例子讨论了摆拍的媒体事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摆拍与对摆拍的揭露，体现了不同社会力量之间对图像控制权的争夺，也是媒体图像自觉性的反映。同时，她也分析了在艺术摄影、电视、电影、新闻报道、政治宣导、社交媒体等领域所存在的图像的悖论——声称真实却炮制虚假。

      理解摆拍文化的前提是，我们需要把这种特指的“摆拍”与“摆姿势拍照”和“自拍”区分开来。第一，摆拍的摄影目标是特殊的人，正如它的英文定义所强调的，名流(celebrities)、政(politicians)、要(important people)③，尤其是政治家。第二，拍照的时间空间都经过精挑细选，甚至反复操练。当法国摄影大师，现代新闻摄影的奠基人亨利·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在1952年提出“决定性瞬间”(decisive moment)的概念时，他可能没想到，他之后新闻史上诸多经典照片的“决定性瞬间”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人为制造的。第三，摄影师不仅专业，而且带有鲜明的目的性。这都说明，此处讨论的摆拍区别于普通人已经习惯的，几乎已经成为城市青年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拍照，摆拍显然有着更宏大的叙事诉求。通过对领导人姿态与形象的设计与制作，实际是对党派、政府乃至国家形象的塑造，或者以此表达明确的政治目的或传输意识形态内容。

      摆拍文化的流行证明人们承认图像的强大力量，并进而企图操控自己的形象。对政治家来说，一个完美的形象可以极大提升其影响力和支持率，而失败的形象则可能终结其政治生涯。19世纪60年代的纽约贪腐政客特威德老大(Boss Tweed)早期在官方照片上的形象器宇轩昂，看上去公正廉洁，然而后期他在著名讽刺漫画作家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笔下却成为了一个猥琐鼠辈。为此特威德恼怒地命令手下“阻止那些该死的图画”，他说：“我不大在乎报纸怎么写我，反正我的选民也不识字。但是该死的，他们都看得懂图。”④

      事实上，即使对于今天广大识字的选民，文字的影响力可能也难敌图像。现代社会目前已进入图像驱动时代，摄影、电影、电视、互联网所支持的视觉文化成为主导性的大众文化形式，对影像的掌控是政治家最重要的媒体策略。在美国的普选制度下，选民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报纸刊载的助选文章，但是“他们都看得懂图”。很多时候，一组照片对选票的影响可能远胜智囊团精心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完美图像》中引用了马基雅维利的话：“人人都能看见你表现得怎样，但是只有很少人有亲身经历知道你的真实情况。”一言蔽之：“四百五十年之后，美国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争夺电视影响控制权的竞赛。”⑤

      书中的两个例子正揭示了对图像控制的重要性。1991年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取胜，却因为库尔德难民被遗弃而遭受媒体指责。在一则政治漫画中，老布什问道：“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完美的小小胜利怎么了？”而他的助理回答说：“我们失去了对图像的控制，总统先生……战争期间，我们杀了十万伊拉克人，但因为我们控制住了媒体，所以没人看见尸体。可这次的库尔德人情况不一样了，每一次孩童的葬礼都会成为晚间新闻……恐怕我们得咬咬牙挺过这一阵了。至少要等到图像控制权回到咱们这边。”⑥可见，在民众中的胜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镜头拍到了什么，播出了什么，只有掌握了图像控制权，才能获得完美的胜利。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关于图像控制的讽刺，正是用另一种图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即在欧美地位相当重要的政治漫画，它是系列连环漫画Doonesbury中的一则。

      另一个例子是“伊朗门”的听证会，当时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和民主党议员一起观看了电视转播，并给他们好好上了一堂课。斯皮尔伯格指出，“对准诺斯的镜头是从下往上拍的，大约在他眼睛下方四英寸朝上拍。这是他们在西部片里拍Gary Cooper的方式，比如《正午》中，为了让他看起来像个英雄。”“镜头摇向质询诺斯的委员会成员时，光线偏昏暗，这样从稍远处看过去，他们看着有点阴险。”最后，斯皮尔伯格对几个目瞪口呆的民主党人总结道：“诺斯说什么都无关紧要了。他已经赢了，因为(电视上)他看起来像个英雄而其他人都像反派。”⑦斯皮尔伯格的话得到了证实，也使得民主党人醍醐灌顶，在之后的一切需要摄像的场合，他们都精心设计了拍摄的角度和光线，以塑造出他们所希望达到的视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