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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学多元、包容、交叉的研究框架下，“媒介”一词虽有各异的解读视角，却仍可被视作一个有机的文化系统，与历史语境以及历史语境中的文学产品发生相互竞争、相互模仿、相互渗透乃至相互决定的动态碰撞。因此，“媒介文化”也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新切入点，对媒介概念的不同理解，对媒介文化断代史的不同划分，影响着对文学作品的定位与阐释，并且能够反之揭示文学作品对其所处媒介生态及文化条件的反映与反抗。
hme)在《文学与文化学：观点、理论、模型》一书的导言中介绍道，人文科学的阐释学及语文学导向在过去三十年(该书出版于1996年，故可推算此处约指上世纪60年代以降)中经受了数度的重新审视与批判，在无意为之的情况下出现了显著的理论与方法多元发展，话语空间中传统的知识储备被巩固、新的视角导向被纳入，这对于学科发展来说无疑极具创造力与生产力。(Bhme and Scherpe：8)尤其是到了上世纪末，人类在所生活的世界中面临着发生在文化与政治等领域的各种变动，多元化、高度网络化、知识全球化等趋势迫使人文科学的研究理念与操作方法做出相应的调整，传统的单一可能性因彼此间的相对独立而不再能够担负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重任。(Benthien and Velten：17)在激烈的相关讨论中，众多学者提出，需要一种更加开放与包容的思路，将各个话语范畴内的问题相互关联起来加以对待和处理，这样才能维持并增强人文科学作为文化与科学行为主体的活力与动力。但这种综合性的方法论并非旨在消除学科间的界线，而是希望能够通过跨越这些界线以达到相互澄清的目的。(Benthien and Velten：16) 在这样的文化学视域中，一切曾经存在于历史中的对象，例如艺术作品，都不是自治而独立的客体，而是特定历史与文化条件的产物。正是这些条件构成了艺术家作为的语境。如果说在传统的理念与方法中语境只是作为解释文本的一种工具，那么在文化学的视角下，语境则跃升为关注的焦点。这样理解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关系会发现，文本同时对语境也有一定的建构作用。布伦纳(Peter Brenner)就认为，可将文学视作文化行为的一个分支领域，它因此同样受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并共同参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建构。从这个角度看来，文学及艺术是思想与现实进行交锋的一种特殊形式。(36)并且，文学的批判功能在文化时代前后更迭、社会基础发生转折以及社会自我认知与思维导向发生危机的人类历史阶段中体现得尤为明显。(Rcke：41) 作为时代文化图景中的基本元素，媒介与媒介性既是文化学研究的重点考察对象，同时也成为了文学文本创作与接受语境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对文学与媒介之间互动关系的关注中，突出的着眼点有“文学特殊的媒介性、文学与受媒介改变的感知方式之间的关系、媒介作为文学作品的内容或对象、主题或动机、某个作家的作品的多重媒介性”等。(Schütz und Wegmann：52)除此之外，整个文学作为一个门类，其自身概念与样式的发展都受媒介历史水平的影响。例如对“文本”一词的理解在手抄文化中尚与具体而原初的书籍实体相关，而后随着机械复制的可能性成为被普遍推广的技术应用，量多而质同的文本逐渐远离了“书的身体”(Textkrper或Text-Corpus)。(Schütz und Wegmann：58)这个喻体当初曾是言语的持久性、作者与意义的在场性之保证，却在印刷术发明之后经历了内涵上的转折，虽然在印刷文化中书籍并没有被剥夺自身的物质性，但其持久度却不再使文字具有纪念碑式的意义。(Müller：215)伴随着这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媒介技术即复制手段不断被采纳并实践，在整个人类生活范围内自发地展开了一场全面的文字化运动，其历史性后果为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史的人类社会带来了至关重要的语言与文化革新。(Giesecke：73)文学作为一种基础性的文化活动从中受益匪浅，通过感伤主义与小说的繁荣确立了自身的价值与地位。而文学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媒介影响了文学，文学同样影响了媒介。例如“电影语言”这一表达就是对“文学语言”的借用，“电影叙事”等类似的概念其内涵与文学的根基有着密切关联。(Kanzog：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