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指责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后者确立了一种极端宰制化的文化总体性概念，认为正是这一点招致了人类文化的异化与“形而上学的恐怖”。在一种被严格限定的意义上，这种指摘是成立的。但不幸的是，许多后现代论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演过于夸张了，他们恶意地放大了文化总体性的消极意义并以一种极端偏激的态度拒绝了对这一概念的进一步思考，从而致使他们也不自觉地沾染上了另一种性质的形而上学症候，即虚无主义的价值观。检视其诟病的原因，乃在于后现代论者根本不能或者说不愿去辨析文化总体性的历史性意义，很轻率地就将文化总体性本身等同于文化总体性的现代性、前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历史呈现。就此而言，在面对文化总体性问题时，如果想规避形而上学的风险，就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它的历史性生成状貌与复杂性语境关系，杜绝那种从一般意义上否定文化总体性的简单化态度，而采取一种具体的历史的观照方式。 在一种历史性的论域中，文化总体性主要表现为特定历史时代文化实践活动的背景支援与核心价值范式，换言之，它是特定社会历史中人们能与之认同，并从其中获得价值目的与意义依据的一种问题框架与文化理念；其作用主要在于建构特定的社会秩序与价值规范，维系或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为特定的社会结构秩序、文化实践活动与思想行为方式提供合法化存在的根据与语境支撑；其内容主要是从一种整体化的价值意义上去建构或阐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等一系列的结构关系，建立一套特定的包括经济、政治、文艺、道德、宗教和社会心理等因素在内的表意系统、阐释话语与价值原则。根据不同的界划视角，人们赋予了文化总体性不同的称谓，像卡尔·雅斯贝斯就称其为“时代的精神状况”；查尔斯·泰勒和丹尼尔·贝尔分别称之为“无法逃避的框架”或“同世界关联的认同方式”；哈贝马斯用“社会组织原则”来界定它；在康德那里则体现出一种“限制概念”的意义。使这个问题发生革命性转换的则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他们实现了对于文化总体性概念的历史性与实践性重构，科学地创立了“生产方式”与“总画面”的概念，从而具体地规定了文化总体性的关系内容、结构方式、作用机制和价值特征。 在根本的意义上，特定的文化总体性总是决定着该历史时代的整体精神状貌与文化风格。具体而言，它规定着特定社会历史中各种文化实践活动的结构关系、内容性质、活动方式、价值目的等，决定着各种文化资源的分配、消费及其具体的方式方法，也决定着现有的文化生产对于传统文化因素的继承、超越及其继承、超越的内容、方式和程度等，还决定着现有文化发展的可能方向与大概路向。文化总体性作为一种总的文化框架与根本的问题域是潜含在各个社会历史的文化现象与实践活动的背后的，参照亚当·斯密和黑格尔的相关论述，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功能意义上的“看不见的手”与“理性的狡诘”的文化镜像形态。但在操作的层面上，任何文化总体性都展示了这样两个共性特征：其一，文化总体性是一种功能性的复杂关系结构。其中既有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观念，也有许多次级的非主导性的文化观念因素，它们按照特定的比例关系构成了一个社会时代特有的整体文化风貌。就像马克思的科学分析表明的那样，“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①那种主导性的文化观念确立了文化总体性的根本性质与核心价值倾向，并且影响着其他那些非主导性的文化观念的发生发展。反过来，后者也因为对于前者的能动反作用而使得它呈现出一种充满张力关系与丰富意义的复杂面貌。其二，文化总体性是一种边界意识与思维座架。它决定了特定社会历史能够产生哪些文化问题以及产生的方式与解决的方式，制约着文化活动的价值阈限与问题类型。马克思说，“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②而且，囿于某种特定的文化总体性问题框架，人们对于文化价值与文化自由的追求也是受到限制的，因此“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③在某种意义上，这实际也是对于文化总体性的边界功能的一种社会学阐明。 一 文化总体性的前现代维度：自然的文化总体性 在前现代时期，由于生产力的相对落后与人性意识的自发性，社会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自然化或低社会化程度的状态，人类社会结构以及生活实践与自然生活及其存在状态在本质上呈现出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甚至是对自然的依赖与模仿关系，所以此时的社会生活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着一种鲜明的天然色彩，自然逻辑与自然力量成为了社会结构与人类生活的组织原则与意义依据，“这种宇宙结构给他们提供的一个价值的本原……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观念的样式，就是一切天然形成的事物包括社会组织与人类自身，都是与宇宙天地同构的，因为它们来自宇宙天地；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行为的依据，就是人类应该按照这种宇宙、社会、人类的一体同构来理解、分析、判断以及处理现象世界，因为现象世界中，拥有同一来源、同一结构、同一特性的不同事物是有神秘感应关系的。”④它意味着，前现代主要是一个自然依赖型的社会时代，它的结构组织、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秩序等体现出自然规定的特色。 在社会历史形态上，前现代的文化总体性主要呈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几种文化形态。应该说，原始社会是前现代的文化总体性的肇始阶段，正是这个时期确立了前现代的文化总体性的核心价值范型与意义倾向，而后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只不过在程度上和规模上加深与放大了这种文化总体性的基本意义论域，使其获得了更加完备的形态表现与现实效果。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一书中曾经以发展的眼光对前现代的文化总体性的历史演化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欧洲中世纪及其以前的时代从根本上看只属于文化的蒙昧阶段与非社会的自然野蛮时期，原因在于“只要国家和教会还是实现人的本质的普遍规定性的唯一形式，就根本谈不到社会的历史。因此，古代和中世纪也表明不可能有任何的社会发展……它的整个世界观实质上是抽象的、普遍的、实体性的”⑤。也就是说，虽然这时的文化从现象形态看具有很强的道德色彩与天人合一的倾向，但其性质确实是异化的，是人在神圣形象系统中的自我迷失与自我外化，人们给予外在的强制秩序与信仰系统越多，则自我的异化程度越严重，乃至于最后以自我献祭的方式沦为一种完全被动性的存在，它所彰显的主要是人的自然性存在与文化身份。就此而言，虽然这种文化总体性具有某种神性意味，体现了某种程度的淳朴人性与崇高意义，也表征了某种程度的诗意性，但基于其总的问题意识的蒙昧性与粗糙性，所以在历史文明发展的意义上，人们还是毅然地超越了这种宗法制的田园牧歌的文化生活，即便人们在情感上依然十分介意地唱着挽歌。前现代的文化总体性只是一种有限的缺陷性存在，它确立了人对于总体价值与生活意义的渴望，但却是以异化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的，因此，扬弃它而追求一种社会性的自由自觉品格更高的文化总体性就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后续价值承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