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筆者發表過拙文《重論歐陽修的文道觀》①，討論了歐陽修的古文理論是否存在重“道”輕“文”的問題，因爲在宋代文學思想史上，理學家恨其離“道”，而文學史家又嫌其過于道學化。該文指出，歐陽修反對“誕者”的“道統論”，堅持傳統儒家的“聖人之道”，同時又爲“聖人之道”賦予了嶄新的內涵，在維護儒“道”的前提下，較好地解决了如何對待“道統論”這個長期困擾古文運動的核心理論問題，使“文”、“道”關係達到辯證的統一。文章發表後，引起了學界的一些關注和好評，謬贊該文將老問題寫出了新意。但是，該文雖觸及到歐陽修對北宋中葉極流行的“道德性命論”的態度問題，卻限于篇幅引而未發，未及詳說，而後者乃理學家“道”論的核心，與歐陽修的文道觀密切相關。因此，本文擬從這個角度進行探討，以補前文之不足，故目曰“再論”云。 一、從歐陽修駁李詡《性詮》說起 北宋仁宗時代，道學思潮涌動，學者們提出並探討著一系列哲學範疇，而以“道德性命”論爲中心。王安石曰：“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②他又說：“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則命有順有逆，性有善有惡。”③王安石的意思是，性命、道德、人心是一體的，道德源自性命，有什麽樣的性命，就有什麽樣的道德，因此“性命”問題十分重要。“性命論”本是道學家關注的課題，但事實上，當時對此感興趣的又不止道學家，像王安石這樣的古文家，甚至充當了宣揚“性命論”的急先鋒。古文、道學原本同源，後來分爲二途，但“分”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實際上兩者長期共存，最後（約在北宋末）才分道揚鑣。因此筆者一直認爲，在北宋中葉，道學思想帶有普遍性，是個社會思潮，並非爲某一學派所有。在這時，學者士大夫談“性命”成爲時尚，而文壇領袖歐陽修，倒似乎成了孤獨的“落伍”者，——他反對談“性命”。 這時，有位學者李詡，作了《性詮》三篇寄給歐陽修，引起了歐對李氏文章的不滿。按：李詡，生平事迹不詳。《歐陽文忠公集》卷三○《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曰：“故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漢卿），蔔以至和二年（1055）正月某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秘書丞李詡，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于廬陵歐陽修。”由知李詡嘗官秘書丞。該墓誌銘稱李氏爲“節義可信之士”，可見歐、李應該是舊交，歐對李不僅無惡感，且對其人品甚爲贊許，他們的争論，只是學術觀點不同而已。 歐陽修在《答李詡第一書》中說：“辱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性詮》三篇久佚，寫作時間不詳，雖從題目知是論“性”的，然無法瞭解其具體內容。歐書引來函道：“夫子與孟、荀、揚、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可見李詡對自己的“性”論極爲自信。歐在回信（《答李詡第二書》）中首先肯定他“好學善辯”，然後寫道： 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静、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録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于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絶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于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于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于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④ 前引王安石語，稱性命之理“《詩》《書》能循而達之”。這裏，歐陽修便是從《易》、《春秋》、《詩》、《書》、《論語》中找論據，說明五經不言性，即便偶而言之，也與時下學者所謂的“性”不同，五經所指乃“人事”，即各種社會現象及人的生物屬性，没什麽神秘處。然後得出兩個結論：一是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二是經典中的所謂“性”，是“因言以及之”，没有特別的含義，存而不究可也，不必拈出來做文章。然而理學家不這麽看，認爲這是個了不起的原則問題，直到南宋學者黄震還說：“《答李詡書》，言性非學者所急，且釋《中庸》‘率性’謂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亦异乎諸儒之爲訓矣。”⑤由于認識的不同，當時關于“性命論”是非的争論，就在所難免。 既然歐陽修認爲“性”只是個普通詞彙，並非聖賢學問，故他自謂應該學的東西太多，没時間去研究後儒的“偏說”。在《答李詡第二書》中，他接著寫道： 修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于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于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今之學者于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人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