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與何道生交游考述　　

      趙厚均先生據上海圖書館藏鈔本《清代名人尺牘》補輯了十九通袁枚集外書札，嘉惠學林，其功甚深，然在考釋中的零星半爪之處略有遺憾，筆者不揣譾陋，略陳管見。茲將先生《袁枚集外書札十九通考釋》（《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0年9月第3期）中第七則《與洪稚存書》迻録于下：

      近在王葑亭給諫處，接到何水部、劉太史二人翰墨，皆當今英絶領袖之才也。若人雖不得見面，而誦其詩，讀其書，仿佛如遇其人。且知皆與閣下交好，可見文字之知，聆音識曲，自有無心而聚合之緣……壬子元旦狀上。

      趙厚均先生考釋：“《續同人集》文類卷四有洪亮吉《答隨園前輩書》：‘二月內得手書，並《告存詩》七首，讀之風發泉涌……’又：‘前奉寄《生挽詩》……他若劉、何諸君，當各有和章另寄。’應爲此札之覆書。；劉太史，應指劉錫五，兩人及洪亮吉和詩均見《續同人集》生挽類。”“札作于乾隆壬子（1792）元旦。”（按：著重號爲筆者所加）

      筆者翻檢查考，發現札中所涉何水部若考訂爲何承燕，則有扞格處，推知其實係清季著名科舉家族靈石何氏的代表族人何道生，而非何承燕。其一，何道生嘗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任工部都水營繕司主事，後欽命巡視濟寧漕務，久官水曹，官有政聲，水部之謂，名副其實。而何承燕此時僅係諸生，科場蹭蹬，乾隆六十年（1795）重赴鄉試，仍落第，終其一生僅官東陽縣訓導，並未做到水部之類的官，與其稱不符。其二，袁枚集中有內證爲據。《隨園詩話補遺》卷四云：“近又得何水部道生、劉舍人錫五二賢焉，抱英絶之才，而獨惓惓于隨園，各贈長律數首，以篇幅稍長，故另《續同人集》中。”①將此條材料與趙厚均先生所披露的上述袁枚集外書札相對勘，契合甚密，連對何、劉二人的評語也是一致的，皆許爲當今英絶之才，不難發現實指一事。可見該札中何水部實指何道生而非何承燕。二何姓氏相同，何道生長于詩才爲袁枚所賞識，而何承燕工詩且通詞曲，亦爲袁枚所揄揚，二人都與袁枚交往頗密（尤在乾隆辛亥、壬子年間）②，同贊許性靈之風，且袁枚《續同人集》亦收有何承燕的贈詩，容易混淆，此或爲趙文致誤之由。

      何道生（1766-1806），字立之，號蘭士，山西靈石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登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充四庫館總校官。又四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曆官工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遷山東道監察禦史，巡視濟寧漕務，旋擢江西九江知府、甘肅寧夏知府、陝西鳳翔知府，有《雙藤書屋詩集》十二卷，《試帖詩》二卷。事具《清史列傳》卷七十二。更令人稱道的是，其還爲清代著名科舉家族靈石何氏的重要族人，何氏家族科名鼎盛，張杰先生《清代科舉家族》據《清代朱卷集成》第209册所載何萊福朱卷履歷統計，至同治元年（1862）時，何氏家族已産生十一位進士，十四位舉人，又據文綺《清代靈石何氏家族研究》對何萊福同治壬戊恩科鄉試朱卷的統計，卷中所列五十一人中有二十七人擔任過知縣知府知州之職，占百分之五十三。③此外還出現了官至甘肅布政使（從二品）護理陝甘總督（正二品）的何福堃，官都察院左副都禦史（正三品）的何乃瑩等位居顯要的族人，是清季名副其實且聞名全國的科舉家族。何道生自幼受家族之惠，課讀甚嚴，這也使他早年科場得意，乾隆五十二年（1787）壬午科與其兄同榜聯捷進士，爲何氏家族首創“兄弟同榜進士”的佳話。

      據袁枚與何道生的相關尺牘往復，可推定二人正式初訂文字之交的時間當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秋冬之際，仲介人是王友亮，即趙厚均先生所披露的上述書札中的王葑亭，字景南，號葑亭，安徽婺源人（今屬江西）。其年長于何氏，而深賞何氏詩才，因折行輩，交爲忘年友，“花晨月夕，逮暇相從，强韻互鏖，奇響間發，意甚得也”。④而王卒後，何道生爲其詩集《雙佩齋詩集》删定作序，足見二人過從甚密。王又與袁交游甚篤，故其理所當然地成爲袁、何二人相識相交的仲介人。揆其緣起，當是袁枚初聞何氏詩才（或聞于王友亮），覺志趣相投，思慕相交，遂托王友亮代與傳信，以表心曲。何道生有寄袁枚書札《上簡齋先生書》云：

      前月中旬，葑亭先生來索拙詩，並示先生原札。生驚喜欲狂，曲踴三百，曰：“隨園翁亦知世有何道生耶？”急展先生書，循諷再四，不覺慨然曰：“當今之世，非先生言，誰與歸哉？”……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憾。”生之所獲，不已厚乎？而初不意千里之外，復有一代宗工如先生其人者，亦過聽道路之言，而思有以教誨之也。生之于先生，其服膺也久矣。先生以著作雄一世，縉紳先生無不争先睹之爲快。而京師書賈輒不能得，生乃能盡得而讀之，若《詩文集》，若《詩話》，若《尺牘》，若《新齊諧》，以至若未刻之《食單》，靡不羅而致之，熟讀而深思之。馬上、枕上，無日不與先生相對也。第以弇陋之故，不敢通一字于左右。竊嘗自笑，生之服膺先生，如苦行僧終日念佛，而所謂佛者遠在西方，亦何由親授之記而牖其愚蒙也？

      今者先生不惟知之，而且思有所以教誨之。厚意深情，溢于毫楮。生思之不得其故，而當之有愧于心。則是生向之受知于數先生者，猶爲人事之常。而今之受知于先生者，乃天幸也。感愧交並，曷能自已，爰成四律，録于別紙，並命抄胥摘録平日詩若干爲二帙，寄呈觀覽。⑤

      從信中可見在袁枚與何道生相識之前，何氏對袁已神交數年，“生之于先生，其服膺也久矣”。然何氏于袁枚思慕既久，其間並非未産生主動請益訂交于袁枚的想法，卻最終未嘗付諸行動，從中亦可窺知其內心顧慮：“第以弇陋之故，不敢通一字于左右。”而正是此刻，袁枚的鳴其先聲，使何道生大喜過望，倍感恩遇。今取讀是書，猶可想見當時何氏“漫捲詩書喜欲狂”的神姿與情態。袁枚通過王友亮表達了自己“索詩”的願望，何道生亦不負所願，作成四律並録舊作若干寄呈觀覽。其所贈四律今見何道生《雙藤書屋詩集》（道光元年雕德藻齋重刻本，下同）卷四《袁簡齋先生以書抵葑亭給諫，索觀鄙詩，自詫先生何以知有鄙人，且知其詩也，録寄若干篇，並成四律奉寄》，其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