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鲜见的在小说理论方面有自己独到见解、并把自己的理论和创作结合得非常密切的作家，而他的部分小说理论与齐白石“似与不似之间”的画论有着莫大的亲缘关系。标举“似与不似之间”的画论，并鲜明运用于小说理论和创作，这在小说家中当属罕有。因而，对于汪曾祺由此形成的特殊而执着的“艺术真实”观念，有必要加以关注，这对于我们理解汪曾祺的小说艺术，探讨其得失，也许不无助益。另外，汪曾祺的小说成就虽然大家有目共睹，论者甚多，但是，在整体评价上却有一种典型的观点，认为汪曾祺“是名家而非大家”，对此，曹文轩已有相关论述(见《水洗的文字——读汪曾祺》)，认为无论是从小说的数量和分量上考察，还是就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深刻性和艺术的创造性诸方面而言，汪曾祺走的都不是文学大家的路子，尤其是哲学根底的缺乏，导致他难以有力地把握现实①。也有研究者认为趣味主义是汪曾祺小说创作之得失的关键。而笔者将试着分析汪曾祺从齐白石的画论移植而成的“艺术真实”观，给出有关其“是名家而非大家”的另一种解释。 “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②，齐白石这一画论非常精辟，对艺术之真善美的辩证关系做了一个极好的诠释。在此之前，清初画家石涛已有“不似之似”的观点(见其画跋“天地浑融一气，再分四时风雨。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似似之”)，而“不似之似”又是“离形得似”的中国美学思想在绘画领域的体现③。不过，白石老人的画论则把独立真诚的艺术精神融入了纯粹的美学原则之中，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离形得似”的美学思想，当然，也是由于其艺术创作忠实地践行了这一艺术原则，并做出了卓越的艺术成就，才使得这一画论在艺术界、美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中有三十处以上谈到齐白石，其中有这样的评论，“我甚至相信，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分子”④，虽是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表达，却足见汪曾祺对齐白石高度的赞赏。对于齐白石“似与不似之间”的著名画论，汪曾祺则甚是认同：“我很欣赏齐白石的话：‘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当代‘文人画’多有满纸烟云，力求怪诞者，我不禁要想起齐白石的话，这是不是‘欺世’?⑤”“我很同意齐白石所说：作画太似则为媚俗，不似则为欺世，因此所画花卉多半工半写。我画不了大写意，也不耐烦画工笔。……我的画也正如我的小说散文一样，不今不古，不中不西。”⑥可见这一画论对汪曾祺的影响，并且，因为汪曾祺的文事画事之间常常互相融通，“喜欢画，对写小说，也有点好处。……我以为，一篇小说，总得有点画意”⑦，所以，这一画论可以说已经被他渗透到了自己的小说理论和创作之中。比如，他曾在《短篇小说的本质》一文中，引用毕加索的画例来说明自己的小说观念：“他用同一‘对象’画了三张画，第一张人像个人，狗像条狗；第二张不顶像了，不过还大体认得出来；第三张，简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人应当最能从第三张得到‘快乐’，不过常识每每把人谋害在第一张之前。小说也许不该像这(第)三张，但至少该往第二张上走一走吧?”⑧与齐白石“似与不似之间”的画论可谓如出一辙。接下来我们可以具体来看汪曾祺的小说理论与创作如何体现了齐白石这一画论。 从文体方面来看，汪曾祺认为现代小说不能太像注重故事和情节的传统小说，而追求一种可以容纳各种文体特点的开放的小说文体，并曾在大约1944年，以其先前的作品为基础，写成了非常优秀的同名小说《复仇》，是一次文体打通的成功试验。在1947年的《短篇小说的本质》一文中，汪曾祺关于小说的形式有集中的论述，“一般小说太像个小说了，因而不十分是一个小说”⑨，“你得突破，超出，稍偏颇于那个‘标准’”⑩，“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11)，以及，“我们设想将来有一种新艺术，能够包融一切，但不复是一切本来形象。又与电影全然不同的，那东西的名字是短篇小说”(12)。如果说这些还不免是一个年轻作家的“奇谈怪论”，可是在1981年所写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中，汪曾祺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13)可见，这已然是汪曾祺非常成熟的小说见解。而之后，汪曾祺不断加强这一看法，“好的小说里总要有一点散文诗”(14)，“一篇小说，总得有点画意”(15)，“我甚至可以武断地说，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16)。 在小说文体上，汪曾祺追求“不似”，一则是要对强调故事的传统小说进行冲击与挑战，实际上，削弱小说的故事性，融汇和借鉴其他文学样式和艺术形式，不过是为了激活小说文体方面更为丰富的写作尝试罢了，二则是为了达到他所认为的“真实”，“故事性太强，我觉得不大真实”，因此，他要反故事性和戏剧性，而尽可能将小说生活化、散文化，“小说是一种生活的样式或生命的样式”(17)，“生活本身的形式就是作品的形式”(18)。容易说的是“小说不是什么”，而到底“小说是什么”，至今尚无定论。就汪曾祺的作品而言，根据他本人的标准，“不太像小说”的小说很多，“根本就不是小说”的小说，极少，但也有，像《小学同学》。这篇小说太像散文，归入散文集，似乎也说得过去，不仅是第一人称叙事，而且叙述者和作者几乎可以重合，加上对生活的仿真叙述(当然，这些都不足以作为评断该作品不是小说的证据)，“真对不起，我把我的这位同学的名字忘了，现在只能称他为蒌蒿薹子。我们小时候给人取外号，常常没有什么意义，‘蒌蒿薹子’，只是因为他姓吕，和他的外貌没有关系。”(19)(《小学同学·蒌蒿薹子》的开头)“金国相为什么不就在对门读私塾，为什么要去读小学呢?”(20)(《小学同学·金国相》的结尾)“王居初中毕业后，是否升学读了高中，我就不清楚了。”(21)(《小学同学·王居》的结尾)予人极大的真实感的诱惑与沉溺。但是，从反“小说”的意义来讲，这类作品因为含有对传统小说全知视角的“反动”，其目的更集中于对真实感的营造或追求，反而在叙事策略上显示了其非常成功的小说经营。汪曾祺经常在散文和小说中书写同一人物或故事，对照来看，小说里的人物、故事比较有设计感，表达更精巧，细节更丰润，情感更强烈，语言也更恣意。像散文《一辈古人》中的“薛大娘”和小说《薛大娘》中的“薛大娘”，散文《白马庙》中的“画画的哑巴”和小说《艺术家》中的“哑巴画家”，对照来看，都不难有这样的结论。所以，他的小说不会“根本就不是小说”。但是，汪曾祺的作品，尤其是80年代的作品，像《受戒》、《大淖记事》等，的确以其文体的开放，对当时的文坛构成了一次有效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