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在1930年代初被徐志摩推上诗坛，几年之内很快形成智性凸显、情理相融的抒情诗风格，获新文学界广泛推许，朱自清、沈从文、李健吾等都有评述。到1940年代，李广田、废名等人对他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和很高的评价①。1949年以后30年，因意识形态原因，他这种类型的诗人被边缘化，声名稍微沉寂。不过，从他生前最后20年开始算起，至今30多年，对他的研究颇不乏人，甚至堪称出色——因为欣赏卞之琳需要较深的文化积淀，适当的诗学素养，敏锐的语言能力，雅致的审美趣味，现代性与古典性交融的文学和文化眼光②——卞之琳去世已过一纪，但他的文学史地位尚与其惊世才华、自我期许、杰出成就不相称③。卞之琳因特定的价值观，对于自己传名后世，期待甚殷又曾颇为自负。然而，相当长一段时期，其诗歌内蕴既未能着力开掘，甚至每被轻忽，其形式方面的努力虽受关注，却也并不太被推崇，使他在文学史著上受到不当压抑，似乎让他本人已经不够自信，以致在相对开放的文化境遇中，不厌其烦地从各个角度倾诉着自己的诗学追求和情感经历④。卞之琳自述他“写诗总想不为人知”，“我总怕出头露面，安于在人群里默默无闻，更怕公开我的私人感情”⑤，但他可能是自我表白最为频繁的现代诗人之一了⑥。他的据说是因为自己的矜持，对方的洒脱而未能成功的苦恋之情⑦，不仅在他1930年代的诗作中，有着充分表现，在1940年代别具一格的小说《山山水水》中，也有或明或隐的呈现⑧。在晚年多篇回忆性散文中，也忆述过情感经历中的重要关节。卞之琳对自己的诗歌创作以及格律追求更是谈得非常细致深入，几乎可以看作是自我阐发、自我研究了。不过，这对于以更长远的文学史眼光理解、评价他，既有得，也有失。卞之琳未能获致适当评价固然与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学术话语之囿限有关，也可能受其自我陈述所拘束，学界轻忽了他或因自谦，或因避嫌，或因观念固化未及多谈的一些方面，太过相信他对自我局限的反省，还没有能够真正自觉、深切地把卞之琳置于中西文化、诗学的大语境中，对其甚为开阔的人生境界、深邃的文化蕴涵、精妙入微的诗歌艺术和对中西传统的创造性领悟融会等从各个层面作出充分阐述，尤其是没有把卞之琳视为中国文化适应于现代人类文化语境的典型个例予以观照。他通过增强汉语之柔韧性、敏锐性，创立独特的审美风范，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心的追求未能得到足够关注。因此卞之琳诗歌之深远魅力尚待进一步开掘彰显，其诗学文化追求理应在21世纪新的历史语境中充分转化为中华文化复兴的有效资源。总之，卞之琳需要被重新评价。本文试图就此作出努力。 文化、语言、文学以至诗歌的发生、衍化，从根本上说，就是发展出某个层级的基因主体感受、应对生存环境的敏锐性和柔韧度。⑨随着文化交流的日渐繁复，文化处境更为复杂，现代人需要更为锐敏深刻的感受能力、思维水平和自我意识，当然，还需要有充分适应特定文化处境的价值意识。⑩而作为没有能真正介入权力话语的文化人，只能通过文化的方式来贡献自己的才能，他们不应幻想通过自己的智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有极少数人在切实地深入理解、介绍西方文化和梳理、开掘中国传统文化，并进行创造性的融会贯通，正是他们创立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优良传统。卞之琳以他的诗歌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成为这极少数的文化人之一，既充分容纳西方影响，又充满自信地化入中国传统，显露了中国精神、中国风度。卞之琳的诗，真正稳固地建立了中国新诗的审美基质，尽管未必能为大众所感受、欣赏，却肯定能经得起时间的淘洗，作为中国新文学特质在文化之流中沉积下来。 卞之琳1929年进入北京大学西文系，获得了在当时中国深入了解西方当代诗歌和中国传统诗学的最佳机缘。卞之琳早慧，少年时期，于中国古典诗词有所熏习，也接触了新诗，产生了爱好，15岁时邮购过线装本《志摩的诗》。读中学时英语已经相当熟练了，甚至翻译过柯勒律治的千行长诗《古舟子咏》(11)。进北大，不仅有美籍教师毕莲女士教英诗，还有温源宁教莎士比亚。学习法文一年，即从法文直接阅读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瓦雷里等人的诗与诗论。叶公超因卞之琳才华出众，约他翻译了尼柯孙著作《魏尔伦》之一章——《魏尔伦与象征主义》和艾略特的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这两篇译文，对卞之琳当时的诗学观念产生较大影响，完全可以与他的创作印证。这说明卞之琳对西方语言的娴熟掌握，获得了从原文深入理解象征派和其他现代派诗歌及其观念的机会。艾略特论文的中心观点是每一位具有个性的成功诗人都以自己的个性重新阐释、创造传统的精神和格局，同时也把自己汇入到传统之中。这一点成为了卞之琳自觉地继承、创新中国古典、现代诗歌传统的指针，卞之琳在自己的讲演稿《新文学与西洋文学》中也明确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加以论述。他强调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的精神。(12)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写作、寻找客观对应物等诗学观念，也是卞之琳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魏尔伦诗作亲切和含蓄的审美风格，在卞之琳看来，恰合中国古典诗词的主要传统。(13)尼柯孙总结的象征派特点，由亲切、暗示来启示无穷，往往在诗的最后一行“抖动一丝颤动的琴弦”的写法，更在卞之琳的不少诗作中得到具体运用，如《白石上》最后一行：“渐渐的溶进黄昏去……”，《尺八》：“海西人想带回失去的悲哀吗?”《古镇的梦》：“不断的是桥下流水的声音”等。如果细读卞当时另一篇译文《道旁的智慧》，会发现其诗作中也有此文观念的印迹，即珍视某些箴言、俗语，在诗中加以发挥，甚至出现“道旁”的意象和用词。卞之琳还沉醉于西班牙作家阿左林，节选翻译了其自传体小说《小哲学家自白》。阿左林善写小镇风情，他笔下的西班牙风土颇近乎江南小镇，而他表现的孤独者的忧郁，青春期的迷惘，对西班牙民族的悲哀，与卞之琳的生存处境正相契合，因此卞之琳初期诗弥漫着阿左林风，以至于沈从文写了一首小诗《卞之琳雕塑》，揭示了他的精神气质以及对阿左林的偏爱。(14)这个时期翻译的其他诗文中的意象和观念，往往被卞之琳锻炼点化，融入了他后来的诗作，如波德莱尔的《时钟》，马拉美的《冬天的颤抖》，瓦雷里的《失去的美酒》等。瓦雷里更是卞之琳钟爱的诗人，其诗中命意和韵律都曾被卞之琳化用，甚至激发了诗思。当然，卞之琳对于象征派的接受，并不只是直接从象征派诗人的文本中来，和他所处的京派文学圈，也有很大关系。这个群体中的周作人、废名、叶公超、梁宗岱、朱光潜、李健吾都是国内最早对象征派有较深入理解的学者，梁宗岱尤以对象征派的着力阐发而著名。他在《文学季刊》(1934年2月)上发表了《象征主义》一文，联系古今中外的诗作阐述象征派的诗学和风格，在当时算是甚有深度的，他对瓦雷里的解释也很精到，卞之琳颇受影响。梁宗岱和废名都喜欢把象征派和中国古典诗人对照着相互阐释，毫无疑问对卞之琳有所启发。如梁宗岱以马拉美比拟姜夔：“马拉美酷似我国的姜白石。他们底诗学，同是趋难避易(姜白石曾说，‘难处见作者’，马拉美也有‘不难的就等于零’一语)；他们底诗艺，同是注重格调和音乐；他们底诗境，同是空明澄澈，令人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尤奇的，连他们癖爱的字眼如‘清’‘苦’‘寒’‘冷’等也相同”(15)，而姜白石正是卞之琳最为熟悉、自觉取法的南宋词人。梁宗岱所点出的马拉美诗、姜白石词的特征，也正可看作是对于卞诗风格的描述，卞之琳恐怕也正是这个时期才开始有对姜夔词的深入领悟。至于“难处见作者”，尤其是卞之琳创作的追求，也是他所理解的中国古典诗歌的根本精神，即“以认真到近于痴的努力来修养了功夫而表现出随兴的风度”(16)。废名于佛学禅宗、《论语》、老庄、陶渊明、晚唐温李都别有解会，自己的诗歌、小说创作也别具一格，是卞之琳体悟中国传统和诗学精神的重要启发者。废名小说《桥》初出，即为卞之琳所喜爱，其中跳跃性的诗思、富于传统情趣的意象和大幅的空白，尤其是其体裁和风格，“有所脱化而无所依傍”，是对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和现代小说传统的融合创新，形成“诗化小说”，朱光潜当年就说“它对于卞之琳一派新诗的影响似很显著”(17)，卞之琳某些诗之意境与写法也确与废名有相近处。废名在谈卞之琳《十年诗草》时，就说卞诗真像温飞卿的词，不仅有温词的浓艳的高致，还有李商隐诗的温柔缠绵。(18)废名小说对于中国古诗中意境、典故、名句的活用，可能对卞之琳颇有启示，只不过，卞诗化用典故更为活泼轻灵，毫不粘着，就像他在诗《泪》中比喻所说的线与弧相切的空虚一点。当然，卞用典故，不限于诗，也不限于中国古典。(19)卞之琳倾慕的张充和对于古典诗词、书法和昆曲的爱好，很可能也是激发卞之琳醉心中国古典精神的有效介质。当时的京派文学沙龙，包括林徽因“太太的客厅”，《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约稿聚餐会，朱光潜慈慧殿“读诗会”等，叶公超、梁宗岱、废名、朱自清、孙大雨、朱光潜、林徽因、李健吾等人就语言的音色对于感觉表现的效果，现代汉语诗格律建设，内容与形式、语言和思想的关系以及形式的创造即诗的实质等问题都作过相当细致深入的讨论。(20)卞之琳很可能从中获益，对于语词发音与感觉的关联以及情感色彩，把握相当精准，不仅表现在语词的选择上，也表现在音律的探索上。卞之琳对音律和音色的运用，有时让人拍案叫绝，如《还乡》中以诗行中三字顿的连续使用，或单行或双行的复沓，表现还乡者在火车快速而有节奏的行进中朦胧回忆儿时情境的那种节奏感和飘忽感：“眼底下/绿带子/不断的/抽过去，/电杆木/量日子/一段段/溜过去//”，把客观处境和主观感觉融合在语言形式中，可谓恰到好处，又富于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