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讨论抗战时期周作人的政治姿态及思想立场，多依赖文集材料，尤其是收入《药堂杂文》第一部分的四篇“正经文章”：《汉文学的传统》《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汉文学的前途》①。所谓“正经文章”，是与周氏擅长的“闲适文章”及其事伪后作的“官样文章”相对的②。1940年2月22日周作人致信松枝茂夫称：“近来无话可说，久不作文，但为青年学生计，关于国文及儒家思想等，亦颇欲写几篇启蒙的文字，亦尚未能决心执笔也。”③四十年代周作人围绕国文及儒家思想等问题写的几篇大文章，确实不脱启蒙者的腔调，但未必是写给青年学生看的。而其中争议最大，周作人自己最看重的是《中国的思想问题》这一篇。 周作人用心经营的这几篇正经文章，有时需透过纸背才能看出他预计的效果。如果把文章视为思想的“屏风”，这种正面文章反面读的写法，类似于刺绣中的一种特殊工艺——“双面绣”，即在同一块底料上，一次针上针下的绣制过程中，绣出正反两面图像。以《中国的思想问题》为例，其中便藏有两副面孔，一面是作为伪教育督办的周作人，另一面则站在国民的立场上，以启蒙者的口吻发言。这两副面孔时常叠合在一起，先发表一通对国民思想感到乐观的言论，再反过来道出自己的忧虑。“但是”之后往往才是此类文章的微言大义所在。 一、中国思想何以成为问题：从敌方读者的视角 当周作人将中国的国民思想等同于以“仁”为根柢的儒家精神，最终归结到“生存的道德”上时，其引出的反面文章是： 中国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简单的，但也就很迫切，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的道德不愿损人以利己，却也不能如圣人的损己以利人。别的宗教的国民会得梦想天国近了，为求永生而蹈汤火，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不肯为了神或为了道而牺牲，但是他有时也会蹈汤火而不辞，假如他感觉生存无望的时候，所谓铤而走险，急将安择也。④ 所谓“宗教的国民”，作为中国人求生意志的对照物，即周作人作于卢沟桥事变前的《日本管窥之四》中声明不懂的，被神道信仰所支配的日本国民性。⑤ 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反面文章中的人称转换，当他表明自己对国民思想的判断时，使用的是第一人称复数“我们”，而非知堂文章中惯用的“不佞”；当涉及“中国人民”的生存这一敏感问题时，本来“己亦在人中”，却改用第三人称单数的“他”。一般而言，小说之类的叙事文体更讲究人称问题，但从论说文中人称的切换、缺失或凸显，可以追踪到作者隐蔽的论述立场。若带入读者接受的向度，从“我们”到“他”的人称变化，隐伏着周作人的姿态腾挪与身份转换。 “但是”之后的悲观论中，周作人所忧虑的只是个“乱”字，这是他从史书尤其是野史中归纳出的经验。中国历史上的动乱，在他看来，“都是人民求生意志的反动，并不由于什么主义或理论之所导引”，乃是因为人民的求生欲望被阻碍或得不到满足造成的⑥。单从收入文集的定稿上看，周作人这里忧惧的“乱”，似乎没有具体的指涉性，只是依据反复发生的历史经验；但对照没有收入文集的同题演讲及面向现实发言的官样文章，不难看出他所谓的“乱”及如何“防乱”乃是针对共产主义的燎原之势。⑦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与日伪当局采取的手段不同，不是从军事上剿灭，或从思想上肃清影响，而是将其转换为民生问题，就像他将亲英美派的抗日“思想”解释为“感情作用”“生活问题”一样⑧。周作人在收入文集的正经文章中刻意淡化时代背景，剜去“应景”的字句，举“明末之张李”“清季之洪杨”来说明“乱”的成因。其反复申说“中国思想别无问题”，意在将思想问题置换为生存问题，从民生的角度看，“重要的只是防乱，而防乱则首在防造乱，此其责盖在政治而不在教化”⑨。问题是周作人这番“治平策”是说与谁听的?⑩ 周作人带有辩解意味的正经文章，虽说是预备给后世子孙看的，但首先得顾及当时人的反应——不仅是本国人的看法，还包括敌方阵营中有能力欣赏其反面文章的读者的感受。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思想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有待敌方读者的配合。 《中国的思想问题》写定于1942年11月，随即被松枝茂夫译成日文，刊登在对日本知识界颇有影响力的《改造》杂志1943年4月号上(11)。“敌方读者群”中最早在公开场合对此文做出回应的，是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科出身，战时兼任日本文部省专门委员、大政翼赞会调查委员的谷川彻三。(12) 1943年4月，作为日本文学者报国会代表，谷川彻三与武者小路实笃一同赴南京参加“中日文化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13)。二人借归途之便来到北京，受“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之邀，对伪北大师大等校文学系学生演讲，此时周作人已从“教育督办”的位置上被撤换下来。谷川彻三此次中国之行的官方身份是“日本文化使节”，而他的讲演却相对个人化，从北京这座城市的“氛围气”逐渐消退切入，看似随意地谈到“中国的思想问题”： 这次我来时是由福冈乘飞机到上海，在途中，我看了一本杂志，是《改造》四月号，其中有一篇周作人先生的文章，题目是“中国思想问题”，我读了之后非常感动。这篇文章的内容，大意是说：中国思想问题即为生活问题，如果中国能得到安居乐业的话，无所谓问题，在安居乐业受到威胁的时候，才有思想问题，在思想问题上，中国人非常健全。这是全篇文章的要点。表面上看这文章是很温和的随笔，而我感觉到他的内容非常热烈，同时，中国的思想问题，也是很重大的问题。(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