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赵树理方向”的提出使赵树理从一个根据地的大众文艺作家被树立为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乃至“新的人民文艺”方向①。其时，无论周扬、陈荒煤还是郭沫若都褒扬其作品充分表现了解放区农村和农民的“新”。不过，征之赵树理的前期创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以及《李家庄的变迁》均写新政权下“落后村”的转变。其笔下的“新”非纯然的新，是以“旧”为底色的“新”。此由“旧”向“新”的转变固然系于新政权的政治机能和群众工作，但进一步讲，新因素能够发挥作用尚需特别嫁接在乡村原有的价值、伦理、组织与活力基础之上。就此而言，赵树理对于乡村变革中由“旧”转“新”的条件、途径、方式以及“新”的根基有一套自己的理解。这套理解既与同时期共产党的乡村革命实践有高度契合，又与之有不易察觉的区别。因此，把握他视野中的“新”与“变”，尚需还原“方向”提出之前赵树理一系列文艺实践中的问题脉络与针对性。它尤其关联着赵树理所身处的太行根据地在政治实践与文艺实践上的摸索。 一、“落后”与“通俗” 赵树理独特的通俗文艺实践开始受到重视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1941年后根据地政治实践的变化有着连动关系。这一时期，共产党开始逐步调整乡村治理方式，大规模发动减租减息、推行“合理负担”，推动乡村政权与社会改造②。其政治实践越来越强调对固有乡村社会统治、经济、社会关系的触动、改造，并经由深入“发动与组织群众”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形态。同时这一阶段又是共产党借整风运动和群众运动，大力推行群众路线，建立新工作方法的时期。赵树理的创作在问题意识和方法上及时回应了这一系列转变，使其作品具有了成为“群众路线”在文艺领域内对应物的资质。 在“深入”发动群众、摸索群众路线的过程中，群众的“落后性”成为革命政治越来越需要正面处理的对象。像1942年黎城的离卦道暴动就促使根据地领导人意识到“具体了解落后群众”之必要以及过去的“大众化运动”之不足，因而提出：“不为过去‘大众化运动’所局限，要深入农村，了解农民，打破形式主义，和局限于机关文化的机关主义，要使文化成为大众——首先是农民大众自己的文化。”③以往，新文化人主导的“大众化运动”多诉诸建立“民革室”、“乡村俱乐部”等方式。这类机关化的、按部就班的文化普及工作未尝不能产生正面效用，但也易于沦入事务性地“做”，且囿于“小学教员”、“乡村知识分子”的圈子，而绝缘于不识字的大众。因此，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杨秀峰在1943年文联扩大执委会上曾有针对性地提出乡村文化的主导权需从乡村知识分子手中转到“群众文化领袖”手中，因为“一个真正的群众领袖，他说一句话，群众是非常拥护的，有时比我们说上好几次，还来得有效。这样的领袖，文化水平虽不高，但我们倘能不断加以培养、提高，他们在群众中所起的作用，往往是惊人的”④。 这里，看重“群众文化领袖”对应于重视乡村原有的组织基础。不难理解，在乡村社会中，除了那些按上级要求建立的各种农救会、青救会等组织之外，真正在政治、社会、经济、生活层面起作用的是一些“前现代”色彩浓厚的团体、帮派，它们或依托宗族关系、或诉诸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同时，乡村自发的文化活动也往往起到联合、组织的作用。外来势力、乡村政权要发挥作用均需依靠这些结构性力量。这些团体、帮派联合产生出形形色色的“领袖”，其中不少是旧势力的遗存或勾结，但也有不少属于底层群众自己的“领袖”和带头人。杨秀峰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这部分人。这部分人当然不会天然处于理想状态，甚至因其文化落后更容易被旧思想、旧习气左右。不过，从共产党的角度讲，群众的“落后性”是一个可以被转化的力量：因为群众的“落后”是被动的，被理解为受压迫、受蒙蔽的结果，越“落后”意味着被压迫越深，同时也就预示着一旦觉悟产生的反抗力量越大。 只是，能有效调动这种力量的前提在于正视此种“落后”，而非以主观的“光明”遮蔽、忽视这种“落后”。如杨秀峰文中所说，“了解群众”特别要“了解其隐藏的，没有暴露的一面”，即“旧的封建思想与敌伪的有害的奴化侵略思想在群众中所起的影响”⑤。这种了解“不是广泛的去了解”，尚需“选择群众运动开展最深入的地区去了解”。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了解群众的落后面与深入展开群众运动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了解”不是静态的了解，而是在新旧的碰撞中了解；同时，正因为群众运动有深入的必要，客观地、耐心地了解群众必须成为前提，否则群众运动就流于灌输与包办。这意味着，越是群众工作深入的地方对群众的落后性了解、挖掘越深，越了解群众的落后性，越产生深入群众工作的动力。 长期自觉从事大众文艺实践的王春和赵树理正是在有效展开群众工作的意义上一再重申通俗文艺的核心作用。以往对通俗文艺效用的理解是利用通俗形式可以更有效地传达“新”，使革命的、新的意识渗透入民众底层。这其实还是一种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通俗”意识，蕴含着一种等级差别⑥。可王春、赵树理等人基于群众工作所产生的通俗意识是自下而上的，就是说，首先要深入把握群众意识被旧思想、旧文化决定的状况，才能产生深入群众工作的途径。就此而言，群众的旧思想、旧文化不是一种固化、静态的存在，而是要革命者以其主动态度去把握、“深入”的“现实”，并在同样的文化层次上找到与之争夺的方式。左翼思想传统中当然也强调群众意识是被旧思想、旧文化决定的，但对这种“决定”的认识缺乏一个主动理解的机制，导致对它的不断“确认”。这种确认设置了新、旧的截然对立，并因为其确认实际上强化了旧的决定性，因而其立场往往是坚持用新文化与之对抗，将后者排挤、清除。这样一种直接诉诸对抗与教育的方式不免使它将旧思想、旧文化本质化，难以深入其肌理，调动旧传统原有的活力、动能向新思想、新文化转化。对照之下或许可以说，赵树理等人实践的“通俗”不是教育式的而是转化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