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版难产 《腹地》是解放区文学中最早表现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地抗战生活的长篇小说，创作于1942年10月至1943年4月，时值日寇对冀中根据地实行规模空前的五一大扫荡。②作者王林以历史见证人的使命感，“像准备遗书一样”，完成了这部30多万字的纪实性长篇小说。③ 冀中解放区诸作家中，王林资格可能最老，而《腹地》创作时间也早于被视为红色抗战经典的《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从作者“出身”和作品“题材”看，《腹地》无疑具有“红色经典”最纯正的血统，因而有人称之为“抗战文学红色经典的先行者，或首创者”，④亦不无道理。⑤然而在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中，《腹地》不幸过早“出局”，因此在2007年《腹地》初版本重印之前，几乎所有的当代文学史专著，均无关于王林和《腹地》的记载。⑥ 1945年抗战胜利，王林挖出埋在地下的《腹地》手稿。当时，为配合即将全面开展的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各解放区正以政治动员方式大力鼓励文艺创作，⑦《腹地》似乎正逢其时。孰料延安同行阅读后，认为“暴露黑暗”和人物塑造“不典型”，出版遂被搁置。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王林还在焦急等待“上面”首肯。是年9月，在周扬点头、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黄敬直接关照下，修改后的《腹地》得以出版。该书初版一万册很快售罄，1950年2月又加印一万册。当时北平、天津刚刚解放，旧有的文学市场格局尚未改变，在没有任何宣传、广告和市场营销的前提下，不到半年加印至2万册，可算畅销。⑧然而第二次印刷不久，《文艺报》两期连载副主编陈企霞署名文章，认为《腹地》“无论从主题上说，从人物、题材、结构甚至语言上说，都存在着本质的重大缺点”，⑨由此，《腹地》很快被下架。历史的吊诡在于，《腹地》出版前和下架后若干年间所遭遇的，都主要是来自“内部”的批评，除陈企霞一篇正式发表的文章外，并未被公开批判，然而却一直没有咸鱼翻身的机会，情形有点像“安乐死”。⑩为此，50年代初王林曾数次请求对这部小说公开讨论，甚至越级上告，然而得到的是“没有什么争论”故“可不必讨论”的冷处理。(11) 众所周知，新中国文艺批判的“运动”模式，自1951年电影《武训传》和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被批，经过批胡风、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在50年代中期逐渐成型。其表现方式一般是高层主要政治人物明示或暗示(有时也由文艺界“自身”发起，往往是主动领会上意)，《人民日报》或《文艺报》率先发难，然后以《文艺报》为主要阵地，在一个时期内形成密集的同人批判，被批作家作品由此“自然”被宣布“死刑”。1950年代，遭遇这种命运的作家作品，先后有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宗璞《红豆》、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腹地》出版时，文艺批评尚未形成规模化和制度化，而《文艺报》对《腹地》的批评，前后统共只有两篇文章，除了1950年初陈企霞的那篇，便是1956年侯金镜为批判陈企霞而作的一篇。(12)也就是说，《腹地》的被“禁”，发生在建国以后组织化和运动式文艺批判之前，它因迅速下架而不曾“声名鹊起”，却也因未被公开批判而不曾“声名狼藉”，“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它因“无名”而未能进入新时期“重写文学史”的视野。然而，不可思议的是，1980年代初，当一大批十七年或文革时期被批判和否定的作家重新“归来”、作品重获“解放”(“重放的鲜花”)时，曾经满腹牢骚、好几次“越级上告”的王林，却没有丝毫“平反”的欲念，而是继续已进行多年的修改。(13)《腹地》既被王林视若生平最重要的作品，争取改好重新出版，便成为他后半生的主要精神诉求。“文革”初期外面已很喧嚣，王林内心萦绕的，还是《腹地》的具体修改方案。(14)1984年小说终于改讫交付出版社，王林也因病去世。这部贯穿作者后半生三十年时间、在痛苦自省中为达到“正确”的标准而不断内省、孜孜矻矻重写的小说，出版后却遭到来自读者的冷遇。(15)1985年修改本，删改章节过半，内容面目全非。《腹地》的悲剧性在于，其初版因不符合《讲话》精神而被禁，1985年版却因对《讲话》精神亦步亦趋，在改革开放时代的语境中，再一次因不合时宜而被弃。 近几年来，随着《腹地》1949年版的重新“发现”，以及《新文学史料》上有关王林日记、王林“文革”交代等历史材料的陆续披露，这部被遗忘的小说及其长达三十年修改的隐秘过程，才逐渐为人所知，并引起当代文学研究界注意。(16)《腹地》作为解放区文学创作中较早专门叙述革命历史而未能跻身“红色经典”的个案，不排除其自身艺术尚不完满，然而它从文学史上“消失”的命运，却体现了50-70年代文学所普遍面临的“政治标准第一”的境遇，并承载了更多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折射了当代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话语，在“辩证”的逻辑下，被“政治”所赋予的强大权力。 二、缘何被禁 《腹地》以1941年秋至1942年春夏冀中抗战为背景，通过“荣军”辛大刚复员回乡的经历，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再现。辛大刚是抗战爆发后当地最早拉队伍抗日的英雄，后加入八路军并入党。伤残回乡时，组织关系尚未转到，加上村支书有意排挤，只好落寞地在村剧团拉胡琴。当时是冀中根据地实行民主宪政的第二年，声势浩大的选举宣传和选民登记正在开展，村剧团是选举宣传重镇，在村里相当活跃。辛大刚爱上了剧团年轻美丽的少女白玉萼，但破落地主出身的村支书范世荣，对大刚忌惮又嫉妒，不惜以贯彻上级部署“反淫乱”斗争为借口，设计“捉奸”闹剧，召开批斗大会，使辛大刚在村里被孤立。后来，县委组织部门鉴定寄到，辛大刚得以“正名”，然而，当他奉命去县武装部报到时，日寇的大扫荡已全面铺开，县委机关不知所踪，大刚随难民潮游动“躲情况”，路遇逃难的白玉萼，二人尽释前嫌，相携回到辛庄，开展游击战。 在叙事结构上，《腹地》缺乏富有张力的戏剧性情节，比较松散。在那个因抗战和共产党领导而被高度组织起来的政治化(也即某种程度“现代化”)的华北乡村，站岗放哨、选民登记、选举宣传等，构成乡村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但在小说三分之二的情节中，辛大刚都不是乡村政治生活的核心人物。他身体伤残、家庭“冷索”(母亲病亡，父亲衰老忧郁)，又被排挤，在小说前半部，他更像一个孤独者，小说所呈现的写实手法，明显受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影响。从情节叙事的角度看，《腹地》不是一部很有吸引力的小说；主人公的人格与经历，亦不具有传奇性。董之林曾从西方流浪汉小说传统中，为《腹地》叙事结构的“旁生枝节”找到美学依据，并以西方现实主义以僭越陈规为存在理由的传统，论证了《腹地》叙事方式的合法性。(17)曹霞、刘卫东等，则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肯定辛大刚作为“日常化”的体现普通人性的英雄形象所具有的“真实”与“普遍”的美学价值，并强调《腹地》的真实性所具有的历史档案意义。邢小群对比其父邢野先生创作的影响甚大的《平原游击队》，指出《平原游击队》为追求传奇性，夸大抗战成绩而对历史真实多有背离，进而肯定《腹地》的真实性价值。(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