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5)01-0116-04 无论是在中国社会史还是在中国文艺史的序列中考察，“延安时期”都是一个创造了奇迹的时期，也是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时期，延安文艺为现代中国革命和文化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精神支撑和历史经验，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家园中一朵艳丽的奇葩。在此意义上，它早已超越了时空向度上的“延安”，成为一种文艺精神和文艺传统的代称。 然而，关于延安文艺的精神价值研究却一直是延安文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只是在每年5月份，作为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纪念，报纸杂志上会不约而同地发表几篇“重温《讲话》精神”之类的纪念文章，之后便陷入沉寂，查询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关于延安文艺精神价值研究的文章寥寥。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论对延安文艺价值与意义的表述则因过分依附政治意识形态而难免褊狭、片面和僵化。今天，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时空距离、丰富的史料和丰赡的研究成果，有必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的精神实质与基本经验，继承和发扬延安文艺的光荣传统，这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历史”、总结“中国经验”，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延安文艺是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革命战争年代生成和发展的文艺形态，是整个延安革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历史复杂性和特殊性不言而喻。延安文艺所呈现的精神内涵也是多层面的，我们不必讳言其具有明显历史规定性的精神特质，如政治功利性、革命斗争性、宣传鼓动性等，但我们更不能因此忽略或无视其超越历史规定性、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的精神内核——鲜明的时代性、深广的人民性、坚实的民族性和始终不渝的创新性。这些精神品质是延安文艺本身丰富而灿烂的精华，使其超越了特定历史时空，具有恒久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其中，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和自觉弘扬是延安文艺最基本、最重要的精神本质，如果说延安文艺是我国文艺史上的“奇观”“壮举”和“伟业”，而它革命性力量的来源就在于对时代精神的正确把握和极力弘扬，延安文艺是时代精神浇灌的艺术之花。 延安文艺鲜明的时代性首先表现为文艺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延安文艺工作者不再是象牙塔中的精神贵族，他们深入部队前线、田间地头，用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反映军民抗战，揭露日军暴行，激发边区民众的抗日热情，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受到边区军民的普遍欢迎。这些作品主题鲜明，格调明朗激越，洋溢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发挥了振奋民族精神的重大作用。正如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对延安戏剧活动特点的敏锐概括：观众与演员共享着舞台上的生活，对观众来说，舞台上的流血牺牲、悲惨壮烈并不是“艺术”，而是他们正在经历的生活，是以简陋朴实的形式表达他们自己的戏剧般的经历[1]77。别林斯基说：“凡是在生活的土壤中不生根的东西，就会是萎靡的，苍白的，不但不能获得历史的意义，而且它的本身，由于对社会没有影响，也将是渺不足道的。”[2]414艺术只有以时代的普遍要求为条件，才会得到辉煌的发展。经过岁月的淘洗，延安文艺中那些至今熠熠生辉的作品，都是拥抱时代，投入生活的艺术结晶与精神花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享誉全球的《黄河大合唱》。这部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大型交响乐诞生于1939年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延安，但“它有伟大的气魄，有技巧，有热情和真实，尤其是有光明的前途，而且它直接配合现阶段的环境，提出保卫黄河的重要意义。它还充满美，充满写实、愤恨、悲壮的情绪”[3]123。它是唤醒民族精神的激越号角，不仅迅速传遍了延安，传遍了中国，而且飞向世界，其艺术震撼力经久不衰，至今回响不绝。 其中，延安文艺当然也经历了一些波折，最典型的莫过于1940至1942年初，延安戏剧舞台上出现的“大戏热”。所谓“大戏”是指延安上演的国外或大后方剧作家的戏剧作品，艺术水准高，演出难度大，一般与延安当时的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关系不密切。在1940年元旦至1942年初，先后有20多部中外名著被不同剧团反复上演，形成了竞演“大戏”的热潮，而反映边区军民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的戏剧则少之又少。尽管“大戏热”的出现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但其偏向和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最主要的就是忽视了戏剧活动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导致戏剧的现实针对性大打折扣，引起了从普通观众、戏剧工作者到中央领导的普遍不满。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大戏热”的偏向被纠正，戏剧工作者深入农村、工厂、部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创作演出了一批时代气息浓厚的新戏剧，推动了延安剧运的健康发展，使中国戏剧在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4]。延安“大戏”风波充分说明：艺术永远不能脱离生活，脱离人民，脱离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艺术的根须只有深深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之中，根植于人民大众的生活之中，才能牢牢把握人民的需求和时代的精神脉搏，才能获得时代和民族的共鸣。 其次，延安文艺鲜明的时代性表现为文艺对现实生活的干预性和建设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延安文艺继承了中国文艺关注现实、反映现实、干预现实的优良传统，使文艺在抗战救国的时代洪流中不仅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揭示出生活的广阔性和深刻性，而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实践功能，成为建构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延安文艺工作者把识字、征兵、征粮、募捐、运输、选举、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反摩擦斗争等各种社会动员任务，化用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乡村巡回演出。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原本思想保守、民族意识淡漠的边区农民，逐渐形成了民族国家意识和现代思想观念，积极投身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来，边区男女青年绝大多数参加了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1939年冬，庆环农村剧团在曲子县三岔乡上演抗日戏剧，观看的自卫军被剧情感染，当场出现了整排、整连自卫军战士参加八路军的热烈场面[5]325。在改造“二流子”运动中，延安文艺工作者编写出《刘二起家》《二流子变英雄》《钟万财起家》等秧歌剧，这些秧歌剧大都取材于真人真事，特别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在1943至1944短短一年间，陕甘宁边区共改造二流子6400余人，占原划定二流子总数的三分之二，劳动力迅速增加[6]65。延安时期的“二流子”改造运动树立了劳动光荣的现代价值观，唤醒了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的思想觉悟和主体意识，使他们获得了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