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际哲学刍议：从体系性诠释学出发 陆敬忠（台湾国立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学报》，2015.2.25～37 诠释学之为20世纪继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以及现象学后逐渐兴起的哲学思潮，乃是一种使西方哲思得以以极大潜能迈入21世纪而承续发展的思想主流。基本上吾人甚至可说，不论欧陆的现象学或是英美的科学哲学与语言哲学均已于20世纪经历了所谓的诠释学转向：海德格早期的诠释学性现象学为一切的先锋，孔恩（即科恩，后文中人名备注皆编者注）之科学典范论由科学逻辑转向科学史观，D．Davidson则开启语言哲学进路对于理解与诠释活动之兴趣与探索。诠释学之兴起似基于两原由：其一，诠释学乃一种对于人性以及人类之历史性特别强调甚至奠基于是之哲思——此或许由于诠释学乃最早生发的学术，所谓思想史或观念史诚然以诠释学史为其脉络——，而历史性几乎可说是自从古希腊哲思理性以来直至黑格尔之为理性哲思极致表现以来西方思想的第二个基设发现，而此正是由黑格尔所揭橥。其二，诠释学蕴含着当代性与同时性，因为一方面它面对与处理自从启蒙以来由现代性所产生的问题综结，而其实基源于古典希腊哲思，另一方面它则不但开辟后现代之诸路，亦即开启多元差异之理解途径，而且也在寻求现代与后现代间冲突的其他出路，亦即一种第三条或中介之道。此外，值此信息化与知识经济化的时代，诠释学具有至少以下三种智思性官能：具意义的信息之筛检，知识价值之判断，以及真理感与智能心之教化。尤其后者意味着诠释学可为人类之未来提示方向感，因为在此以Giga速度制造与传输的资讯以及主要以经济利益挂帅的知识世界中仍能就资讯与知识对于此地球上个体与整体未来生命之意义与价值进行省思与判断者，诚为一种先知性的能力，而此正是诠释学所能培育开道者，而且同时又不会以一种新兴宗教之型态呈现之。 诠释学不会如宗教或科学企图给予关于真理问题之答案。它甚至不会像传统哲学般追求智能本身，而是教化人之智能真理感，亦即关于智能与真理之价值的知觉能力。如同其他的文化机制，诠释学觉知对于真理之渴望，并不以理性之眼寻索其所是，而是以灵性之耳倾听其所言。今日人类之问题既不在于何处寻求真理，亦不在于究竟在后现代之时是否仍有真理问题，而在于我们———不论个人或时代精神——— 是否仍有真理感？关于此，西方诠释学与中国哲学之对话与会通实充满时代意义与文化际价值。本文将从西方哲学之体系性诠释学转向思想起，进而从此体系性诠释学出发，进行文化际哲学基本构思，包括体系性诠释学性前结构、体系性诠释学文化际哲学之三元一系辩证法、其交互方式之基本结构。 F.R.利维斯与文化研究 ——从利维斯到霍加特，再到威廉斯 张瑞卿（温州大学）/《文艺理论研究》，2015.1.205～214 如今，文化研究经几代学者的薪火相传，在国际学界已成显学。利维斯作为老一代批评家已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他似乎是一位不会被人们遗忘的人物。他的文学观、文化观无论在其生前还是生后都曾引发巨大的反响和争议。事实上，能够引发争鸣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思想贡献和学术资源，这也恰恰说明这一传统根深蒂固、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利维斯的文化批评不仅是文化研究话语逻辑推进的重要一环，而且对于文化研究的发展蕴含着原创性思想的种子。威廉斯坦承利维斯主义是其理论的起点。霍加特也并不讳言自己与利维斯主义的继承关系。霍加特指出:文化的定义包含着两面:一面是《识字》的前半部分中给出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定义，一面是阿诺德的文化定义，即“所思所想最好的那部分”。在这一方面，“我是一个阿诺德主义者”。因此，无论威廉斯还是霍加特，他们都是利维斯文化诗学的践行者。正是由于利维斯式批评的开创之功，才有当代文化研究在20 世纪中叶在英国学界的迅速崛起。这也从另一侧面证实了伊格尔顿的断言:利维斯《细察》集团实际上开启了英国文化研究之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