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5)01-0026-07 城市群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核心支撑体系，从《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最终明确“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主题一再深化，目标一以贯之。原因在于，城市群的发展目标是建构良好的分工体系和层级关系，解决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城市与农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激化的对立和冲突，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及“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等战略任务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城市群的发展现状与主要问题 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主要形成了“单体式”和“城市群”两种城市发展方式。从全球范围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邻为壑”、“单打独斗”的“单体式”城市发展理念和模式，对外加剧了城市之间的“同质竞争”，造成区域内资源、资金和人才的巨大浪费和低效配置，对内激化了城市内部的“恶性博弈”，直接损害了城市社会应有的公平、正义及人的精神生态，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不断受到质疑、修正和摒弃。与此同时，在形态上具有“组团发展”特征、在机制上形成“共生互动”的“城市群”，逐渐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的主流趋势，其特点和作用是通过高稠密城镇基础设施和高效率流通网络体系，建立合理的城市分工和层级体系，促进区域内大都市、中小城市、乡镇、农村协调发展。这为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的“粗放型城市发展模式”问题指明了方向，是城市群规划和建设在我国受到高度重视的主要原因。 自2005年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城市群”战略以来，目前我国初具规模或得到普遍认可的城市群(包括以“经济区”命名的“准城市群”)已在30个左右，其中，排名居前的十大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以不到1/10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全国1/3以上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2以上的GDP。未来5到10年内，预计我国城市群将涵盖815个城市中的606个，人口和经济规模分别会占到城市总人口和GDP的82％和92％。城市群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龙头地位和核心作用日益凸显。[1] 但就总体发展状况而言，我国城市群仍存在着三大问题。从全球层面看，主要问题是“发育不足”。与20世纪中后期形成的世界五大城市群①、美国21世纪初期涌现的十大城市群②、2008年西方学者佛罗里达提出的全球经济产出排名中超1千亿美元的前四十个城市群[2]相比，由于起步晚、资源条件不足和发展环境复杂等原因，我国城市群尚未形成良好的城市层级和分工体系，区域协调和一体化水平比较滞后，在城市生态环境和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差距更大，并出现了“城市群未立”而“城市病多发”等危险迹象。从全国范围看，主要问题是“发展不平衡”，和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相比，目前扎堆出现的中西部城市群尽管数量已远超东部，经济总量、交通基建和人口规模也有较快增长，但整体发展水平却与前者差距很大，存在城市规划、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雷同化”与“同质竞争”问题，这不仅不利于培育城市群内部良好的城市层级和分工体系，还有可能重蹈东部发达地区“先污染，再治理”的覆辙。在城市群自身方面，主要存在着四大瓶颈：一是在发展模式上呈简单化和粗放型，不利于城市群的均衡和精细增长；二是未形成有效的文化协调和联动机制，层级体系和一体化缺乏内生动力；三是区域合作尚处于“浅表阶段”，战略与规划的“同质化”问题十分突出；四是环境污染严重和资源约束加大，发展风险和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3]这些问题在严重制约我国城市群自身发展的同时，也直接影响到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和内涵，是亟待破解和应对的重大现实挑战。 二、“转变城市群发展方式”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早在1995年编制“九五”规划时，我国首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于当代经济主体主要集聚在城市，所以这实质上提出的是“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而在“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这一问题又顺理成章地演进为“转变城市群发展方式”。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空间和真实对象，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日益交融的全球背景下，城市群正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一是以经济、交通和人口集聚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型城市群”，这个模式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城市群——主要依赖长约500英里的美国高速公路U.S.I轴(axis)形成，并因此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波士沃施(Bos-Wash)城市群。这也是今天中国众多城市群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模仿对象。二是以文化、生态和生活质量为建设目标的“文化型城市群”。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大背景下，这是一些城市群和区域经济发展追求的新理念和正在探索的新方向。在城市方面，以伦敦、巴塞罗那、新加坡、香港提出建设世界文化城市为代表；在城市群方面，以技术产业和风险投资取胜的北加州城市群(Nor-Cal)，以潮流和产业设计中心为目标的意大利城市群(Rome-Milan-Turin)，以金融、设计和高科技为竞争优势的大东京城市群(Greater Tokyo)等，[2]则走在了文化型城市群规划建设的前列。受其影响，中国城市也开始从以GDP为衡量指标的“国际大都市”迷梦中觉醒，并逐渐走上以“宜居城市”(北京，2005)和“文化大都市”(上海，2007)为代表的文化转型之路。理想的城市群是一个在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整体结构上具有合理层级体系，在空间边界、资源配置、产业分工、人文交流等方面具有功能互补和良好协调机制的城市共同体。由此可知，文化要转向符合城市群全面发展的本质需要，“文化型城市群”代表着城市群发展的更高形态，这也就注定了“文化型城市群”必将取代“经济型城市群”，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更高发展目标。
